山炮斗丧尸杆子扮演者

康泽

1948年7月2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接到活捉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报告后，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给中原局、中原军区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了一份贺电。电报说：“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中央军委随后又专门给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发电报指示：“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

过了八年，到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康泽何许人也？为什么毛泽东对他如此关注？他是怎样成为国民党特务头子的？他被人民解放军活捉时有哪些戏剧性的故事？他怎样经过改造浴火重生，特赦后成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

康泽原名康代宾，字兆民，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幼年读私塾和小学，稍长后入安岳县立中学就读，毕业后远赴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对康泽很赏识，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康泽暗中干过一次卑鄙勾当。

邵力子任黄埔军校秘书长时，康泽是学员。当时国共合作，邵力子1926年8月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议，会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康泽其时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中国留苏学生某次聚会时，有人问傅学文为什么要和邵力子结婚？傅学文思想进步，是位女中豪杰，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准备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以后刺杀蒋介石。”狡猾的康泽假装没有听见傅学文这句话，请傅学文将她刚才所言写在条子上，让自己看看她说了些什么。心地善良的傅学文哪知是计，便坦然写下了自己要刺杀蒋介石的豪言壮语。

白纸黑字，康泽后来将纸条交给了蒋介石。回国后，他即被蒋介石委派出任中央党务学校训导员。

1927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康泽被调到总司令部任侍从参谋，成天鞍前马后，唯命是从。一年多以后，25岁的康泽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当上了将军，时为1929年冬。又过了短短六年，康泽于193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这一年他才32岁。

1931年，康泽奉命与贺衷寒、戴笠、桂永清、郑介民、邓文仪等13人筹组特务组织“复兴社”，蒋介石任社长，他当上了宣传处处长兼《中国日报》社社长，成为蒋介石身边号称“十三太保”的大红人之一。后来，蒋又指名他当“三青团”书记长，直至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委。对于蒋介石的提携，康泽一直铭记在心，感恩不已。

1933年10月康泽模仿德国党卫军，搞了一个“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自任总队长。他对该总队人员的要求是效忠党国，绝对服从命令，“生的进来，死的出去”。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实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

除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这个头衔外，康泽还有两个“头衔”：一是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一是“三青团”中央干事。不久后，康泽被蒋介石任命为“三青团”中央干事兼组织处长。大权在握，炙手可热。

有人向蒋介石反映康泽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不能胜任“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之要职。蒋介石召见康泽，问他和胡宗南的关系如何。康泽回答：“我和胡宗南的感情很好。”蒋介石当即拍板：“好！让胡宗南当组织处长，但他只挂名不到职，由你代理这个处长。”此事说明，蒋介石对康泽可谓百般呵护。

康泽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郭沫若其时任第三厅厅长。康泽在同僚面前，总是一本正经，板着面孔，不苟言笑，看人目不转睛，仿佛要把你的一切都看穿。康泽这种种作风，使政治部里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非常反感，人们说他是一副“屠夫”面孔，郭沫若还写诗讽刺他：“康泽迈着他那僵尸一样的步伐走来……”于是“僵尸”也就成了人们背后对他的贬称。

陈诚时任“三青团”书记长。一天，陈诚指示康泽以组织处的名义签发一道命令，任命亲信郭忏为“三青团”武汉支团主任。蒋介石虽然对陈诚很信任，但又暗中提防他权力过大，于是否定了陈诚此议，亲笔下了一道手令：“任命康泽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武汉支团主任。”

由于蒋介石的不断提携，康泽在政治上步步高升。1945年5月，他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1月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3月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同月由蒋介石提名，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进入了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康泽反动政治生涯达到巅峰。

被俘时躺在死尸堆里装死

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地处湖北省西北的襄阳、樊城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所必争。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国共两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展开了中原逐鹿，蒋介石选来选去选中了康泽，让他出镇襄樊，以安定鄂西北局势，增强中原防御体系。康泽历来当文官，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由于所属部队大部是川军，于是请川军名将郭勋任副司令官。

1948年6月，为改善中原战局，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决定发起襄樊战役。通过部队第二处（情报处）处长董益三，康泽查明，进攻老河口的共军是中原野战军主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人称“王疯子”，打起仗来勇猛无比，每战皆捷。

解放军很快扫清了外围，把康泽死死地围困在襄阳樊城。

1948年7月6日上午，康泽在司令部主持召开作战会议。

襄阳北门守军突然来电话报告说：从樊城撤退过来的一六四旅，乘大小船只几百条，满载人员向襄阳开来，请示要不要开城门让他们进来。

康泽一听来了气，大声说：“谁叫他们撤退的？谁让他们丢下樊城不管的？樊城决不能放弃，让他们赶快回去！谁不回去，马上枪毙！”

一六四旅回到樊城后，刘旅长来电话向康泽报告说：樊城的民心已经大变，居民们家家门口摆了茶水、香烟、猪肉、糕点、鞋袜等慰劳品，原以为是慰劳“国军”的，一问，才知是准备欢迎和慰劳共军的。

康泽大怒，一拍桌子，说：“这还了得！简直反了！通知刘旅长，叫他们的化学迫击炮连发射黄磷弹，把北门附近的民房统统烧掉，扫清射界，不让共军接近城垣。”

当天晚上，樊城居民遭了殃，黄磷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接着大火熊熊，烧红了半边天，许多民房毁于一旦，成了断垣残壁，景象十分凄惨。

康泽心里清楚，黄磷弹有毒，但有利于遏制共军凌厉的攻势。

然而，康泽这一切垂死抵抗并未能阻止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樊城很快易手，战火烧到了困守襄阳的康泽脚下。

鉴于康泽的罪恶行径，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明确指示所属部队：“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打死！”六纵王近山司令员命令部队：一定要活捉康泽，捉不到康泽不算全胜。

解放军兵临城下，康泽连连打电报向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和南京“国防部”求救。

“国防部”回电说：共军主力都已向淮海地区移动，襄阳、樊城范围内无敌军重要部队，你们所说刘伯承第六纵队从何而来？番号是否搞错了？希查实再报。

白崇禧口头上答应派一个师前来援助，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康泽望眼欲穿，援兵迟迟未至。

康泽不得不再次向蒋介石发电报求援，说共军有重武器山炮6门，守军没有重武器。蒋介石很快回电说，山炮的破坏力并不大，襄阳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如兵力不足，可放弃城外据点固守待援。

康泽接电后，遂令部队一概放弃城外据点，退守城垣以内，并令化学迫击炮连再次施放黄磷弹，把南门外的居民房舍焚烧一空，以便居高临下射击攻城的解放军。

同时，康泽向蒋介石发电报表态说：“生决心与城共存亡，以报党国和校长！”

从1948年7月15日黄昏开始，中原野战军很快突破了襄阳西门城墙，接着又突破了南门，后续部队源源进城，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巷战。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解放军于16日下午向康泽的司令部发起了最后的攻击。霎时间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和炸药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国民党守军完全崩溃了。

经过激烈战斗后，司令部大院里的国民党军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战斗宣告结束。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搜捕康泽。

时间已近傍晚，康泽还没有找到，大家都很焦急。团长命令副教导员安秉仁带几个通信员，在被俘的康泽的少尉随从傅起戎的带领下，找到一条地道，再向前走，发现下面有一个很深的大坑。几个人弯着腰摸索着进了洞，在那里，他们活捉了躺在死人堆里装死的康泽。

安秉仁命通信员把康泽拖到了洞外。

刚出洞，有俘虏看见了此人，就说：“司令官捉住了！”康泽一听，便耍起了赖皮，躺在地上死也不肯起来。

7月间天长，黄昏时天还不是很黑，指战员们闻讯都围了上来，看到他那草绿色美式将军服上，涂满了鲜血和污泥，头上、脸上、脚上也都涂沫了污泥和死人身上的血。涂抹的痕迹十分明显，看得出康泽为了装死很费一番心血，出尽了洋相。

指战员们大声喝叫道：“康泽，快起来！”

在众目睽睽之下，康泽仍赖在地上不肯起来。

有个战士生气极了，走近康泽用脚踢了踢，大声说：“不要装死，你再不起来，老子就揍你！”

有的战士说：“你这个大特务头子，杀死了多少老百姓，今天要你偿还血债！”

有的说：“你放毒气，毒死的人要你偿命。”

康泽虽然躺在地上装死，但心里清楚。他知道打红了眼的战士说得出、做得到。想到这里，他一骨碌爬起身来，口中喃喃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解放军在襄樊战役中歼敌2.1万，活捉了康泽，实现了战役的全胜。新华社襄阳前线记者采写的《康泽就擒记详》的通讯，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有的报纸还冠以“躲入地道装死丑态毕露，躺在地上活像一条死猪”的生动标题。

但是，在南京的蒋介石却令中央社发出一则电讯：康泽自杀成仁，为党国牺牲。7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又公开宣布，“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战中业已殉难”，成了“光荣的烈士”。

康泽的妻子朱素怀从报上看到这条消息后，伤心至极，哭得死去活来，逢人便说她丈夫如何对党国忠心耿耿，如今成了蒋总统的忠勇烈士。蒋介石也假惺惺地派军务局长俞济时前往“慰问”，还送去10万元金圆券。

其实，当康泽在主碉楼底层躲藏之际，由于戴着厚厚的钢盔，保护住了头部，只是两个膀子擦破了一点皮，并未做到他向蒋介石保证的“与城共存亡”，“烈士”云云更属子虚乌有。康泽被押解到前线司令部，第一句话就问：“贵部有医生没有？我的膀子该不会残废吧？”

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司令员见到了康泽。

康泽交待了襄樊作战中的一些情况，但对自己下令施放黄磷弹烧毁大批民房一事却故意避而不谈。

刘伯承脸上现出严肃的神情，严厉地说：“你知道不知道黄磷弹是有毒的？你知道不知道烧毁大批民房是有罪的？”

康泽在刘伯承威严的目光下，只得嗫嗫嚅嚅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刘伯承最后对康泽说：“你确实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今天你成了战俘，我们是不杀俘虏的。希望你好好学习，认罪服罪，争取人民对你的宽大处理。”

康泽很快从中原前线押送到后方，关押在井陉河畔的华北军区保卫部，后来被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特赦后受到周恩来接见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200多名高级战俘中，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人，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只有康泽。他常常以此作为“资本”而瞧不起别人，甚至为此而坚持“气节”不肯低头认罪。

一天．康泽主动来到杜聿明身边，见四下无人，就对杜说：“我们都是黄埔学生，我们要坚持民族气节，不能做软骨头！”

康泽这一反动的“气节”论在当时的功德林战犯中还有一定的市场。终于有一天，爆发了一场大辩论。管理所领导出的辩论题是：“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

黄维第一个发言说：“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气节，决不向敌人投降。”

康泽长期搞特务工作，养成了阴沉虚伪、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他在这样的时候决不会像黄维那样当“出头椽子”，但他内心窃喜，感到黄维完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黄维的话音刚落，战犯们群起而攻之，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火力很猛，发言者纷纷指出这是坚持反人民的立场，是对蒋介石的“愚忠”，是不肯认罪的表现。

康泽听着这些发言，如坐针毡。特别是战犯管理所领导姚伦的总结发言，对康泽所持的这一反动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使他感到鞭辟入里，句句打中了自己的要害。

当时，小组学习的主要材料是报纸。康泽在学习中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不谈真实思想，而是照着报纸读。非但如此，他读报的声音又特别小，别人听不清，就请他读大声点。这一来却触怒了他，他就没好气地对人大声吼道：“你高兴听就听，不高兴听就不听！”

平时，康泽常常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往，也很少跟人说话。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三天只说两句话……学习落后者，康泽也！”

一天，康泽与邱行湘之间爆发了一场使他威风扫地的“战争”。

邱行湘被俘前是青年军二○六师师长兼洛阳城防指挥官，军衔是少将。邱行湘隶属于陈诚系，平时信奉的格言是“军人不问政治”。他所说的政治仅仅是指康泽的“复兴社”、戴笠的“励行社”等特务组织暗中搞的那一套。其实，不论是陈诚还是其系统中的骨干黄维、杨伯涛、邱行湘等，或是何应钦及其系统中的骨干杜聿明等，对蒋介石最信得过的“康戴二公”即康泽和戴笠，都是侧目而视、嗤之以鼻的。

那天邱行湘匆匆而行，不料迎面碰上了康泽。虽然从心眼里看不起他，但眼下毕竟都是功德林里的同学，所以邱行湘满脸堆笑迎上前去和康泽打招呼。谁知康泽竟连眼皮也不抬，似乎压根儿就没有看到邱行湘。这真是太瞧不起人了，邱行湘立时面红耳赤，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一天，邱行湘捎来一桶面片后，照例分盛到各组的大盆里，然后端着本组的一大盆面片进屋放在桌子上，对大家说：“今天吃面片，不分了，吃干吃稀，吃多吃少，各人请便吧！”

康泽平时动作缓慢，今天却第一个动手盛面片。本来，功德林的伙食不错，鸡鸭鱼肉不断，战犯们的营养是足够的。但那天，康泽对肉沫似乎特感兴趣，慢吞吞地把许多肉沫捞进了碗里。邱行湘一见，火冒三丈，站到康泽面前，用手指了指康泽手中的面片，厉声喝道：“倒回去！”

康泽手里拿着汤勺还在捞肉沫，突然遭此一击，一时尚未回过神来。

邱行湘二话没说，上前一步，从康泽手中一把夺过瓷碗，把面片倒回了大盆，然后把空碗交给康泽，命令他站到最后面去。

康泽从当上蒋介石的侍从参谋那天起，“见官长一级”，对人颐指气使，架子大得不得了，今天遭此羞辱，可说是20多年来第一次。他脸上由红转青，由青转白，足足愣了几分钟，然后恶狠狠地对邱行湘骂了一句：“你他妈的比共产党还要厉害！”

邱行湘立时回敬康泽：“你他妈的就知道顾自己！你没有看见你背后站着老头子王陵基，他比你大十九岁，你好意思让他久等！你把肉沫都捞到自己碗里，人家吃什么？！”

义正词严，正气灼灼，康泽一下子蔫了。这场小小的“战争”以康泽的失败而告结束。但邱行湘后来也受到了战犯管理处姚伦处长的批评，说他作为组长，对组员康泽的做法有点过火。

不过，康泽咒骂邱行湘的那句话，遭到了其他战犯的严厉指责，批评他学习改造了这么长时间，对共产党还持这样的看法，太不像话了。有的人责问他：“康泽，你难道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

康泽患有高血压、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一次他心脏病发作，战犯管理所及时将他送到医院治疗。医院的条件很好，医护人员态度热情，服务周到，对他这个“特务头子”丝毫没有歧视，这使他大为感动。有句俗话称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康泽把自己抓到共产党后采取的凶残手段跟共产党对自己的宽宏大量相比较，内心无比愧疚。

1957年，党和政府为了加速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决定将功德林监狱对外开放，让战犯们与社会接触，并请一些高层的爱国民主人士前往参观。他们大多是战犯们的老师、长官或同事，德高望重，是战犯们仰慕和敬佩的人物。

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也来到功德林监狱，看望正在学习改造的国民党高级战犯。这一年邵力子已75岁高龄，满头银发，慈眉善目。他和30多年前就已熟悉的康泽握手时，勉励康好好学习改造。康泽回想起自己早前曾把邵夫人傅学文要暗杀蒋介石的话向蒋介石告密的卑鄙勾当，羞愧得无地自容……

组织在押战犯到各地参观，使他们亲眼看看解放后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亲身领略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感受一下崭新的社会道德风尚，这是党和政府又一重大举措。

在战犯管理所和各地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康泽和大家一起到北京、天津、沈阳、鞍山、长春、武汉等地进行了参观。

从外地参观回到北京功德林后，三天只说两句话的康泽，向曾经同为复兴社头目的曾扩情说了一句心里话：“谁愿吹捧共产党、为共产党说好话呀，但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呀！”

此话一传开，在战犯管理所里简直是石破天惊，这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康泽，终于向真理低头了！

康泽被俘后相当长时间内，对蒋介石不愿说一个“不”字。现在不同了，当年身为复兴社书记长的康泽在一份交代材料中写道：复兴社这个组织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在蒋介石腹中脱胎的产儿。其目的在于把权力更集中于蒋介石独夫之手，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凶恶的镇压。

康泽作为复兴社、三青团的两个反动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和实际头目，了解的内情很多，他写的认罪交代材料数量之多，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几乎是首屈一指，有人说他写的史料有3000多件，稿子堆起来足有5尺多高，被称为“功德林里的材料库”。

有关部门对于已经有了积极转变的康泽，即使尚是初步的，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让康泽“监外就医”，即“暗放明不放”，实际上是将他释放了。时为1961年底。

在战犯中，能够享受“监外就医”这种“特殊”照顾的人只有三位，除康泽外，另两位是80多岁的王陵基和曾任伪满洲国尚书大臣的吉兴。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自己的格外开恩和特殊照顾，使康泽深受感动。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他，说起那些事情来常常激动得眼含泪水……

康泽于1963年4月9日第四批正式获特赦。由于他的职务和军阶高，成了这批特赦中的打头人。沈醉特地到旅馆看望他，向他表示祝贺。康泽惭愧地说：想不到自己能得到特赦。他说自己的罪孽深重，真想不到共产党对自己这样宽宏大量。

特赦后，党和政府又安排康泽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了文史专员。

在“爱国不分先后，觉悟不分早晚”的政策感召下，康泽和杜聿明、王耀武等文史专员都成了爱国民主人士，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全体文史专员。陈毅热情地说：“听说大家在政协工作热情很高，表现很好。各位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党和政府对各位很关心，决定让各位在新中国的时代里，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总理很惦念你们，特邀请来这里见面谈话，总理为此亲自打电话通知我，我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最近台湾放出一些流言蜚语，说各位没有真正得到自由。我现在要问各位一句话，你们是不是真正自由了哩？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不自由之处，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

所有文史专员都发了言，一致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大家并对台湾当局的造谣诬蔑痛加驳斥。

使康泽感到特别愤慨的是，蒋介石在台湾一次党务会上谈到康泽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曾经提到康同志在大陆被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到他，其时正是大陆隆冬天气，可是他却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儿子表示：无论刀锯鼎镬，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

于是康泽公开发表了如下一段文字：

我跟蒋介石做事20年，为他效忠了20年，只是在1941年12月为飞机运狗的问题，他当面骂过我一次。这次骂我，是他开始对我讨厌的表现，同时也隐约露出了他心里的打算。那时蒋经国任江西赣州专员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因而那时我已微微感到了他有些家天下的搞法了，同时我也感到这个人常常前言不符后语。在黄埔军校的一段时间，他表现得多“革命”，以后又转得那么快。对他的言语行踪，简直无法整理。他对别动队、三青团的讲话，真是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使人死心塌地为他去卖命。但转瞬之间，他所表现的全不是他以前说的那样。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的统治权和政权的“世袭”。

周恩来和陈毅接见文史专员后，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康泽和其他文史专员于1964年春到苏、浙、皖、赣、湘、鄂等省进行了参观浏览。

康泽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这个岗位上，除了审阅研究别人的稿件外，自己也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经历》等回忆文章，比较翔实地记录了他“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在国内和海外广为流传，被报刊、电影、电视和史学界广泛引用，影响很大。蒋介石得报后，气得咬牙切齿，大骂康泽。

1967年12月23日，康泽因心脏病等症复发去世，终年63岁。

——摘编自《炎黄春秋》201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