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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观察者网把一则考古新闻放在了头条，引起了很多爱好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汉代史的读者的热烈讨论。考古发掘地点在河南洛阳，万幸的是虽然汉墓常常十室九空，但该墓的主墓室、耳室没有被盗过，因此我们在墓室中发现了种类丰富的精美文物且等级较高。

在出土文物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件青铜壶内还有大量液体，推测有可能是西汉的美酒。不少好事的读者还拿这一壶美酒和前一段时间内在埃及发掘干尸时的臭水对举。考古发掘人员相当有经验，凭借带有特殊花纹的空心砖就判定此墓建于西汉中后期，不过更确切的时间尚待专家们进一步考证。

发掘出土的铜壶

这个身份尚未完全考证出来的墓地主人，竟能长眠沉酣与美酒相伴两千余年，且有大雁铜灯在侧，奢华程度虽不及海昏侯，但也绝对是中上之家，很可能贵胄披身，也同样有着一个相当有情调的彼岸世界。

过去十几年有关对汉墓的考古工作中，也有美酒被挖掘出土的记录，比如海昏侯墓虽然没挖到类似于酒的液体，但有蒸馏器和用来蒸馏的农作物芋头，对研究西汉制酒的蒸馏技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地下资料，但这次的液体存量显然更多，且保存相对完好，激起了笔者对西汉制酒行业发展的阅读兴趣。

海昏侯墓出土的蒸馏器

不少历史学家都指出酒在中国古代有多重社交作用，在君臣朝礼，夫妇家礼以及国与国的外交场合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而且喝酒还能作为士人的一种修行手段，藉陶醉以博超凡入“圣”、豁妄归“真”，乞灵于酒或药，《庄子·达生》篇也说，喝多了之后晕晕乎乎犹如通灵一般，“醉人神全”如“圣人”。

笔者酒量极差且厌酒精饮料，所以本文就不讨论汉朝的制酒方法相对于秦朝和先秦时期有着如何的沿革，仅就从社会经济史角度，以酒作为参照物，对西汉的货物流通和商品经济物价水平稍作探讨。

研究汉代经济史，阅读《史记·货殖列传》是少不了的，但这本伟大的史学著作只记录汉代中前期的史实，而且司马迁很有可能没有活到汉武帝实行卖酒国营的年代（天汉三年），所以需要再加上《汉书·食货志》才较为完备地一窥西汉整朝的全貌，而且还要必须辅助不少地下出土的汉简。

笔者在《汉帝国不仅“虽远必诛”，而且还“虽远必铢”》一文中，就是结合了居延汉简，小考了一下韩国出土的26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答案是大约能在洛阳买到一只未成年的母鸡。

笔者查阅，现在国内二线城市的三黄成年鸡的价格每一只28-33元，换算下来，西汉中期的很多物价和现在基本相当。

酒价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你穿越到西汉，想买酒喝，要花多少钱？

《史记·货殖列传》的最后三分之一处，司马迁用了一大段给出了读者一箩筐的计算公式，即米、木材、猪牛羊、酒等可以交易的潜在商品，每年的成本和利钱。如果细细推算，把这三句话连接起来，就可以推算汉武帝太初时期的酒价大约是多少。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的钱=千乘之家（此亦比千乘之家）=“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

在这里，司马迁专门点出一个称谓——“素封”。什么叫素封？就是没有皇帝和贵族的受封和赏赐，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赚钱的人，这批人有充足的财务自由，如果商业头脑很强，过得很可能要比封侯拜相的家庭还要滋润。

“素封的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意思就是素封这个人群用一百万的成本每年有二十万的进项（利润，或者单单吃利息），而且这个成本+利润就相当于“酤一岁千酿”。注意，这里的酿是量词，不是动词，也就是一年产出一千酿的酒，成本+利润和千户之君是一样的。

问题来了，酿当做量词该如何理解？班固老师给了在《汉书·食货志》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得成酒六斛六斗

这是王莽时期的量词换算单位。

古代的容器体量往往可以看做常量，很多时候相差几百年也区别不大，这和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还不一样，因为农业技术有缓慢的革新，但酿酒技术不可能从汉武帝时代到王莽有什么质的飞跃，所以，汉武帝时代，同样应该也是一酿=六斛六斗=66斗。

电视剧《汉武大帝》截图，小伙霍去病很有志气

拿着成本+利润处以产量，可以算出来，汉武帝时期每一斗酒就是120万除以（1000乘以66）=18钱。

汉武帝驾崩之后汉昭帝继位，汉昭帝时期的酒价记载相当明确：

卖酒升四钱

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一斗酒40钱。那么到了西汉末年，酒价是多少？

《汉书·食货志》这一句极为关键：

一酿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

也就是说，每一酿都要用粗米二斛，麴一斛，算出了粗米和麴的价格，那酒价就迎刃而解了。

居延汉简记载麴五斗，二十三，还说粗米二斛则为谷2.9斛，而且谷的价格是每石两千。

那么，一酿的成本就是2.9乘以2000，再加10乘以6，一共是5860钱，再除以六斛六斗（66斗），得出来的结果是每升8.9钱，也就是西汉末年，每一斗酒是89钱。

写到这里，读者估计肯定会说，你这也不能笼统地瞎算啊，西汉应该也分好酒劣酒，二锅头和茅台每一斗肯定不是一个价啊。

确实是这样，《九章算术》记载这么一句话：

醇酒一斗，直钱五十；行酒一斗，直钱一十。

醇酒就是度数高的好酒，一斗50块钱，行酒就是喝着玩的低度白酒，就跟现在的啤酒差不多，一斗10块钱，大约和西汉中期的价格相当。

居延汉简P476.16记载：“市庸平贾大男日二斗”，每天的日工资是二斗米的钱，算下来月工资才900多。说实话，查阅《汉律》这个工资已经低于汉朝劳动法的最低工资标准了，这是个无良雇主。戍边的战士是“一月，得钱两千。”边陲的士兵至少每月也有2000元的津贴。

这样看来，普通老百姓可能买高度数的醇酒稍显奢侈，但日常买点行酒喝喝，是一般西汉年代的普通家庭都能承受的起的。

当我们看到西汉前期一斗酒18块钱，中期40块钱，晚期89块钱的时候，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西汉的通货膨胀比较猛，汉武帝时期买一斗酒的价钱，到了王莽这里只能买五分之一斗了。不过综合起来看，这个结论也未必很精确。

酒和盐铁这两个生活刚需不同，他在西汉时期毕竟还属于较为高级的消费品行列，有一句俗话，叫“酒是粮食精”。酒价和粮食的价格密不可分，而粮食的价格又和粮食的产量密不可分，汉武帝时期粮食储备极为丰富，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现象，粮食多得吃不了，烂在了仓库里，如果拿来酿酒，酒价应该是比较低的。

​不喝酒的话，下毒的机会也会少很多

汉昭帝时期就不能比了，海内户口减半，农业生产受到的破坏很大，酒价当然就相对较高了。

再把话题稍微岔开一些，也许能帮我们理解汉朝粮食与酒的关系。

中东地区被伊斯兰教征服之后，受到教义的约束，酗酒被视为禁忌。当然释经者有他们的一套说辞，认为教徒如果喝多了的话，撒泼乱性，是真主所不喜的。其实从唯物主义史学的角度解释更合理：中东这个地方本来很多地方都是沙漠，不适合粮食生产，而且气候极为炎热，如果嗜酒成风，必然消耗大量的粮食和水果，而且喝多了之后更渴，需要水解酒，粮食+水的先天限制，导致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对酒精的排斥。

酒税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西汉，我能私自酿酒拿出去卖吗？如果我卖的话，交多少税呢？

前文中已经提到，汉武帝天汉三年，禁止了民酿，换句话说，之前还是允许民间酿酒和卖酒的。文景时代有富商大贾经营的酒肆作坊，也证明民间酿酒是很普遍的。汉武帝搞了一个“榷 卖酒”，榷这个字就是独木桥的意思，就是说国家统酿统销，利出一孔，垄断了酒的生产销售，对酒实行专卖依然是刘彻的财相桑弘羊的主意，配合他搞均输和平准，为的是解决“国用不足”。但是汉武帝到汉昭帝，实行了18年，就废了。

为何在汉昭帝时代又恢复了民酿民销？主要原因就是在始元六年召开的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代表富商大贾和小地主利益的朝廷众臣和一批乡贤猛烈抨击汉武帝的酿酒国有政策，他们早就憋了一股怨气，要对汉武帝时代“拨乱反正”，一大论据就是酿酒国有化是“与民争利”，还说老百姓喝不上酒，损害了乡间仪礼和公序良俗。

河北密县汉墓出土画像石线描图，家庭酿酒的场景

其实，观察者网有见识的读者早就指出，古代朝堂之上的大臣指着皇帝的鼻子说“你不要与民争利”！这个民，如果理解成小老百姓那就错了，它其实指代的一般是豪强地主，至少也是中产之家。

汉昭帝之后重新开放了民间酿酒和卖酒，不过卖酒的话还是要交税的。

计算酒税的关键还是要靠《食货志》的这一句：

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

酒的税把麴、米和酒分成三份，除了酒的纯利一份和麴、米两份，再按照前面的公式一算，得出来卖酒的纯利是每升21块钱，而酒税是成本的2.4倍。

结语

西汉还有专门管酒的机构，由少府属下的太官主管，但我们恐怕无法得知墓的主人的这壶酒死自家酿的还是买的，想必生前伴随着他的还有诗舞歌弦这类雅痞的标配。现在如果喝上一口，说不定真的会有精神上无比的穿越感。

和谁一起喝，在哪里喝，在什么场合喝，喝到什么份上，都要用不同的一整套酒器伺候。当今之世看起来好像是个物资极大丰富的时代，各个名酒品牌数不胜数，还有所谓逼格很高的洋酒成为奢侈品消费的重要表征。但是，如果一个西汉的贵族穿越到现在，参加完国内外的各种party和高级酒会之后，他十有八九还是会说：你们这群人喝酒还是喝得太糙了。

为什么呢？看看哪些青铜酒器就知道。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考考大家，下列青铜器哪些和酒无关，多选题，为何要选无关而非有关，因为有关的选项实在是太多了：

A缶 B簠 C瓒 D匜 E盨 F斝 G盂 H觥 I盉 J瓿 K觯 L簋 M罍 N甗 O卣 P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