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大个子扮演者

1968年9月9日我从北京到土左旗三两公社东厂克村插队，1991年落实知青政策回到北京，在土左旗生活工作了23年，应该说我最好的年华是在土左旗度过的。今天，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回忆这难以忘记的时光。

当年，对于我这个家庭受到审查的人，选择上山下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的家庭问题，学校没有推荐我。是我直接找到内蒙土左旗来北京接学生的闫俊川、宋根罗，向他们表决心，我要自力更生，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工农兵中去改造自己，成为有用的人，为国家多做贡献。他们很感动，直接与学校联系同意接纳我。经过我积极争取，学校同意了我上山下乡的申请。我和其他同学一道唱着歌喊着口号坐着卡车开到三两公社东厂克村。老乡们热情接待了我们，队里很快给我们安排了住处，我和郭敏勇、吴彦平、殷一宁四个知青住在赵维全家，他是东北蒙古族，老伴儿叫潘大桃，是村里的富裕中农，生活相当不错。

到了住处，打开行李，同学们才发现我的被褥相当薄，因为家里没人给我张罗。同来的郭敏勇的姑姑给他缝了非常厚的被褥，吴彦平的被褥也很厚，看到我的铺盖单薄，他们俩共同一搭，给我也关照上了。现在想来，内蒙的冬天那么寒冷，如果没有这两个伙伴，恐怕是很难度过的了。

放马

来村第二天，我就参加了劳动。没考虑有那么重的农活，开始是浇地，这个我还能胜任，之后是割麻杆，运粪，这些活我也都能干。渐渐发现一些农活我胜任不了，我身高1.64米，体重100斤出头，自小没做过什么重活，身体真有些吃不消。郭敏勇身强力壮，吴彦平是个大个子，身大力不亏嘛！和他们比我差太远了，处处不如他们。尤其郭敏勇，200斤的麻袋一下能扛起来。我身体弱，80斤左右的毛口袋，前面的人给我扶上去，就从后边溜下去了，干农活让我真发愁。后来村里看我身体不行，就照顾我，让我放马。我一手拉一匹马遛圪楞，经我放养的两匹马吃得膘肥体壮，受到了队长的表扬。农闲时，我领着村里的孩子们在滩地上放马，我成了孩子王。马吃草，我就给孩子们讲故事，什么古代的隋唐演义啊，福尔摩斯侦探案啊，悲惨世界啊。马走得远了，我就让孩子们给撵回来，他们撵回马，我再接着讲故事。为了听故事孩子们还给我拿吃的，那时候的吃的多金贵呀，农村的孩子们天真可爱，单纯善良，确实需要接受新的东西，那些无意间讲的故事，给孩子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97年我回村里，他们还说起讲故事的事，说从我的故事里他们学到了知识，很怀念那个时光。

有一次，我们下滩放马，有一只骡子跑了，书记张德光和我紧追，一直追到村里，没有造成队里财产损失。公社认为这不亚于草原英雄小姐妹，给我报了“五好民兵”，那年我没回京，被选为知青代表在集宁过的春节。

温暖的家

到农村下乡，当时一些想法非常幼稚，以为来农村是骑马、学蒙语。东厂克村里有三大户，一户姓云，本地蒙古族；一户姓赵，东北蒙古族；其他都是汉族，祖上走西口来的。他们生活习惯特别明显：本地蒙古族豪爽大方，注重吃喝，家里脏、乱，过日子不仔细（仔细：本地方言，意为精打细算）。东北蒙古族农户，家里干净整洁，富裕中农较多。汉族就差多了，用北京话说“拉里拉塌”，但汉族人会过日子、仔细。村里老乡非常关照我们，尤其是逢年过节，谁家杀猪宰羊都要请我们吃饭，或给我们端来猪肉、羊肉，都说“京娃娃可怜的”。我们原以为来了内蒙，羊肉是随便吃的。其实吃肉的机会屈指可数。我们那个村种糖菜，熬糖菜的时候，房东大娘特意安排在我们那屋煮，这样就把炕给我们烧热了，家里暖暖呼呼的。我们从心里感激老乡。从老乡身上我们学到了热情互助、关心关爱。

炒鸡蛋

过惯了城市的生活，到了村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缺营养，我们个个都馋得想吃肉。除了过年过节，就在水塘抓青蛙吃。当地人特别奇怪，说“这些东西还能吃？”我们需要营养，没办法。村里人一般死猪啊，瘟鸡啊都不吃。一些得了瘟病的鸡，他们不吃，送给我们，我们就改善一顿，挺高兴的。该怎么说呢，那时确实少油没肉。记得有一次吴彦平家里给他寄了点钱，他想给大伙改善一下生活，享受一回。有一个同学和他打赌说能吃3斤炒鸡蛋，吴说到时候炒出来，看你能不能吃下，能吃3斤算赢，吃不下就输三斤鸡蛋。谁想鸡蛋炒熟了，大家一拥而上，抢着吃，气得吴说“谁吃谁是王八蛋”，结果有的同学说“宁可当王八蛋也要吃！”年轻人长身体时谁还管那个。那次炒鸡蛋，吴彦平后来说其实买了6斤，主要考虑郭敏勇饭量大，没想到一抢而光。

打“内人党运动”

一场运动打破了村里的平静，1970年，村里党支部号召大家深挖“内人党”，把知青当作打“内人党”的主要力量，还让知青们看管“内人党”，我和吴彦平承担了这个任务。队里有个叫云老喜的人被打成“内人党”，我们负责看管他并让他交待参加“内人党”的问题。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对当年学校里批判老师，以及最后发展成为破四旧、群众斗群众的作法深恶痛绝。所以看到村里这样做，自然很反感，但没办法，当时社会形势就是这样。在我们负责看管“内人党”人员时，就和他们聊天、唠家常，说北京的情况，顺便也听他们讲当地的风俗人情。这方面，我绝对不鄙视别人，因我家也是受整对象，特别同情挨整的。后来这些“内人党”统一集中到店上（临近的大村），就不知道最终结果了。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由于我体力弱，村里千方百计照顾我不参加挖渠、出外工等活。后来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是公社的义务工，队里的原则是照顾家大人口多的去当义务工，能多挣些工分，安排我明显是照顾我。公社知道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派我去苏庄。当时同去的还有公社干部，有一个叫云学智，一个叫云魁武，我们在一个小组，云学智是组长。我们去苏庄本是调查非法同居的事情。那时非法同居很多，我们碰了碰头，商量后改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于是，我们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云学智和云魁武是当地干部，有水平，老乡们都拥护他们，他们说什么都特别注意听。苏庄也有不少知青，有的回了北京，也有的没回，有个叫张淑春，还有叫贺秉寅的是组长，我们一块聊天，觉得应该同贫下中农相结合，考虑这里比较落后，我们认为可以用我们的思想多宣传一些有意义的事。于是我们开始做宣传工作，我们讲的许多事，当地老乡都爱听。工作结束时，公社的秘书说我工作能力强，有水平，给我多记了几个工分，还给了补助。当时那里有个信用社，我马上把补助的钱存在了那里，这是我得实惠得关照的收获吧！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办的事及一些工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得到补助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

喝酒

插队一年后，随着政策形势的变化，东厂克3个小队合成1个大队，新任党支部书记为张德光，他是抗美援朝复原军人，有文化、有能力、办事讲策略，给我们印象很好。知青也集中在一个大队，集体吃饭，专门选两个身体不太壮实的做饭，我们挣的工分给他们分一些。村里200多人，知青是8男12女，后又来了一个女生的弟弟，共21人，成了村里的主要劳力。20多个人的集体生活在知青中也不多见，我们特别团结，商量着养了3口猪，20多人的泔水，加上我们拔些糖菜叶子，很辛苦地饲养这3口猪。后来，这3口猪养得特别肥壮，年底，卖了1口，杀了1口，留1口继续养着。杀了猪，有肉吃了，大家让我买点酒。去了店上村供销社，我拿着1个葡萄酒瓶子去打酒，计划打1斤酒，结果瓶子小，只能装8两，剩下的没办法了，我也没多想，就和供销社的人说：“我只能喝了”！于是把剩下的喝了，当时我没怎么喝过酒，只是偶尔去老乡家时尝1盅，现在一下喝了2两，顿时头昏脑胀，晕晕糊糊的就回村了，还把房东大娘托我买的东西忘拿了。回村，大娘一问我，我才想起来，赶忙回去找，还好供销社的人给我另外放好了，说“发现你的东西没拿，喊你，你也不回头，估计你还会回来，给你存下了”。那时候民风淳朴，乡亲们真是好！

招工

1970年后，知青们陆续招工或调走。吴彦平是征兵时被选中当兵。那天，我们送他去了察素齐，招兵处说只能招待一位亲友，于是我在察素齐开会的知青同学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步行回村。

1971年，土左旗的工厂到处要人，首选知青。我在村里劳动不行，村里也经常推荐我，但每次都轮不上，听说手工业单位要200多人，村里又推荐了我，结果下来，还是没我。我急了，就和前朱堡的知青穆震去察素齐了解情况。到了旗办公室，看见有人在分档案，好的、坏的各自分开。我看见我在坏的里面，我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个人鄙视着我说“这你还不知道？当然指出身了”。我一想完了。走出办公室，我和穆震说：“怎么办呢？要不再去趟知青办吧，没准他们能替咱们说说话”。到了知青办正好遇到当年在北京接我们的宋根罗。他见我来了，问：“小杨有什么事吗？”我和他说了这个事，他说：“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就去毕克齐铁业社吧，厂长是闫俊川。”我一听特别高兴，因为当时闫俊川和他一块接的我。闫俊川长得又高又大，是从空军退役的。他很重视我是66届老高三的毕业生。宋根罗又说：“你还可以再推荐一个，因为名额不满。”我马上推荐了村里一个做饭的女同学，但我也不敢保证人家想去。在回村的路上，穆震说他哪也不想去，我猜想他可能想直接回京吧！回村后，我和那个同学说了，她很乐意去。为了表示开心和告别，我们买了不少鸡蛋，打了点酒，祝贺一番。因为还有的人没被选进工厂，和他们比，我们似乎很荣幸了。有些知青也想去，但没我们下辛苦，跑到旗里去争取。吃饭时他们说：“哎呀！祝贺你！”另一个还说：“恭喜你进入了工人阶级行列！”我说“什么工人阶级啊，咱们不是都一样吗？”“你有点否认阶级斗争吧！”咳，弄得我不敢说话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说话需谨慎，生怕临进厂了再惹出什么麻烦。

在工厂

1971年12月26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一天我进了工厂，分配到精加工车间，也就是机修车间当钳工，我挺高兴。有个顺口溜大家都知道“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当电工”。当时在厂里的知青还有张力行、梅晓璈、黄汉文。张力行是四中的高材生，梅晓璈较为低调，默默无闻，干活比较慢。我的师傅是傅永恒，梅晓璈、张力行的师傅姓乔。轮大锤呀一些重体力活我干不了，扶錾子的活也不敢做，胆小怕锤子砸头上，看见大锤下来吓得錾子一扔躲一边。于是，我只能干些磨刀具、磨钻头或者划线、摇臂钻的营生。铁业社是12个老师傅组合起来的，开始打造一些犁铧、铁锹、火筒等产品。招进知青，是想把产品精细度提高，所以成立精加工车间。我磨钻头还好，有一次，旗里为了作宣传，采访我们，照了我磨钻头的照片，照片附文字“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后来，张希平去宣传部把这张照片帮我取了回来，一直保存至今。

村里那头养大的猪卖了钱，同学们叫我们回去聚一聚，地点定在呼市麦香春饭馆。当时没分配走的还有4个同学，一男三女，他们都还惦记着我们。聚会时大家吃得狼吞虎咽。后来，我们回了村子4次，照了像，留了影。

后来，闫厂长调走，来了荣治定，我仍在钳工车间。此时我已经成家，我的爱人郝淑霞当了出纳。闲时，我爱给工友们讲故事、编诗，可能荣厂长对我这个工作方式不满意，因为在大会上，他说，有些老师傅虽然学问高，但不积极，别人都干活他看报，等等。

确实我干体力活真不行。好在人缘不错，每次评优秀、先进时都给我评上，涨40%工资的机会也能轮上我。

去学校

一天，在毕中当老师的知青纪大红来车间找我，说想调走，但校长说需有一个人替她，我听了很高兴，马上去毕中。当时说是借调。我说明我的想法，不回去，想转正，以后遇调动也好办一些。他们说没这个权力，于是我没答应借调。事后察素齐一中知道这个消息，他们的许多老师调走，正缺老师。宁大明老师力荐我去当语文老师，我听了很高兴，老师有寒暑假，还有机会转正变为国家干部。于是我去找当时的教育局局长云海，他听说我是“老高三”的很高兴，答应我按正式老师待遇，工资不降，有机会就转正。为了稳妥，我回厂办手续，没想到遇到了麻烦，厂长不想放我去。当时旗里干部袁效文在那里蹲点，他也不乐意和我谈这个事。于是我回去写了8篇当教师的文字理由，第二天找袁效文，他还是那个态度，我急了，一拍桌子：“我不说别的了，你看看我写的东西吧！”见我发怒了，他拿起我写的材料看完，说“明白了！明白了！这样吧，为了稳妥，我把这个事问清，咱们把嘴上说的落实到纸上，落实到底，我帮你把这事办得稳妥些，你先回去。”我听了觉得行，这才像领导的态度。

一个星期后，袁效文说事办妥了，你去找徐明义，看他们怎么说。见到徐明义，他说：“这得有个手续，你去察中试讲，看他们的态度，我再给你写你提出的条件，这也是云局长的意思”。我去了察中，问我想教什么，我选择物理，其实他们想让我教语文，因我写字不行，没考虑。讲了一节物理课后，孙才校长特别赞许，说：你去办手续吧。我又去找徐明义，他让我去厂里办手续，之后很顺利，这事也就办成了。当老师的事大费周折，让我明白办事真不容易，所幸遇到云海、袁效文这样的好领导，真正的负责，我的要求都给我写得很清楚，使我如愿进入教师队伍。

之后，我搬着铺盖去了一中，住单身宿舍，3个人一屋，一个教化学、一个教物理，他们是临时工，我是较稳妥的临时工。

进入老师角色

我的课受到学生的欢迎，也得到老师的好评。正式任课之前，孙才和韩麟书分别找我谈了话，问我愿当班主任不？我明白，班主任容易和同学搞好关系，也能学好班主任带的课目。班主任待遇不高，一学期5元，我觉得也能胜任，因是半路去的，就给我分配个副班主任。89班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郭学成，是我下乡村里认识的，他在东厂克是团支部书记，容易搞好关系，我很满意，他也很高兴。因他的老家在山西，早想调走，有了我，也可分担些工作。当时我教4个班的物理，特别下辛苦，下课辅导、谈话，上课提问，我都一视同仁，尤其对不太爱学习物理的学生，找他们谈话，因我是北京人，也许语言的缘故，学生们爱听我的课，就这样，我顺利地送走毕业班。

第二学期，孙才主任找我谈话，问我能不能接96班当班主任，我知道中途接班都是不好带的，自己学历低，既然学校这么信任我，我就下点辛苦，多接触学生，借此机会，对自己也是一种鞭策，也能提高自己教学能力，于是接了96班的班主任。

我注重每个学生的特长，不歧视，鼓励的方式较多。运动会上，为了鼓励他们取得好成绩，我给他们借运动服，跑鞋。结果那次得了一等奖，得了一面镜子。虽然奖品简单，但高兴，大家荣誉感增强。

通过带这个班，我得出经验：抓学习是一方面，重视学生的身体和品德是另一方面，还有我认为鼓励是一种好方法。

96班较成功地毕业了，接下来，孙才老师找我带6班。对这个班，我先看了同学登记表、召开班干部会了解情况，找有潜力的学生谈话。还注重培养骨干学生，分别找他们谈话。经常召开班干部会，连续开主题班会，调动了班干部的积极性，和同学拉近了关系。因我是教物理的，告诉他们物理的重要性，物理在社会上作用非常大，知识是用得着的，要注意试验、观察。慢慢地学生们喜欢上了物理课。鼓励与激励并重的教育方式是行之有效的。赵瑞林同学有一次物理考了90多分，为了激励他好好学习，在与他谈心时，我笑着说，是不是抄的？不是就再考一个。与同学们不断的接触，发现班里纪律差，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我从淘气的孩子中挑选了一个纪律班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注重家访，发挥班干部的带头作用，使这个班成为团结的集体。

后来我又带了一个学校教师子女较多的13班，根据6班的成功经验，我沿用了找个别同学谈话、家访、开班会、开家长会的方法。因为家长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师、教育系统的同事，我说明我的用心，得到家长的理解和积极配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91年，我回到了北京，在二龙路中学任教。在土左旗的教学经验给了我工作很多帮助，我和其他老师共同努力，使我校中考物理成绩跻身全区前20名，得到了领导的肯定，1996年被评为高级教师。

1998年8月13日我不幸被歹徒背后袭击致残，曾万念俱灰。我因而想到并加入民进和残联。养伤期间得到领导、同事、亲友、同学、学生们及社会各界的关怀。当身体有所恢复时，想到应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尽自己所能做一些奉献，回报社会，也向晚生后辈证明自己还有一定价值。我积极配合社区、宣武区、西城区、市残联工作，为弱势群体不断向政府提供信息，反映情况，递交建议案，2001年和2003年都荣获民进北京市委信息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4年获民进市委“参政议政先进个人”；被推选为宣武区第四届、第五届残联代表；我家被评为牛街街道“特色家庭”；2005年被选为牛街街道“精神文明双合格家庭”。在我被歹徒袭击后，许多土左旗的学生到北京出差或旅游，都来看望我，给我鼓励，增强我生活的勇气。

在土左旗的付出与收获使我终身难忘。尤其是师生情，把我与土左旗紧紧连接在一起。学生荣图孟多次到医院看望我，也多方面帮助我，用录音笔等工具帮助我回忆，有的事我记不清了，他们都能回忆起来。马新宾回忆说：杨老师找我谈话，对我帮助很大，提升了我的学习积极性。韩亚峰帮我和土左旗政协联系约稿。当年我帮助学生们上高中的事，在以后聚会时谈起，他们都念念不忘。

土左旗培养了我，虽遇不少挫折，但一路走来我得到了帮助。青春的回忆留在土左旗，青春的汗水洒在土左旗。我也衷心地感谢东厂克的乡亲们，感谢我的学生们！

杨满林，男，满族，1947年6月出生。1966年北京110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厂克大队插队下乡。1972年进入土左旗毕克齐铁业社工作。1978年在土左旗第一中学任教。1986-1988年在呼和浩特市教育学院进修物理专业。1991年回北京，在二龙路中学任物理教师。西城区“民进”成员，宣武区第四届残联代表。2007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