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海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观看者趋之若鹜,影片红海行动介绍

作为媒介产品，电影是展现国家形象、文化自信及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根据一致性传播模式“传播效果往往取决于传播内容对受传者固有信仰、观点、态度的威胁或强化程度。”的观点，带有主流色彩的高质量电影势头正旺，受众不再抱着前些年的排斥和带着任务的态度，而是通过媒介作品感受到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从而自愿走进影院，甚至多次观看。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是社会经济发展下，受众对精神文化的平衡需求的必然产物，更是是媒介作品本身的日新月异。一方面是在严明的审查制度下媒介作品的质量日益精良，作品中所体现的进步元素更为进步时代里的新时代受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效果的反作用也提升了受众对信息、媒介的选择能力和对媒介作品的审美能力。最直观的表现为《战狼2》、《红海行动》及《湄公河行动》这类带有主旋律色彩的动作片在内地总票房排名中位列第一、第二及第三十一名，获得了很可观的不俗成绩。

拿今年的贺岁档为例，我国的电影市场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种良性竞争状态。经新闻总局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统计，2月15日至21日，电影票房达57.23忆元，同比增长66.94%。通过这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信息，一点是大众在媒介本身的选择上，不再倾向于电视、广播这类传统媒介，更多的人选择通过看电影作为会友小聚的娱乐消遣方式。另一点，除了受众对媒介选择上的变化趋势。不论从电影工业制作的精良程度上还是作品传达的意识形态体现的中心思想上，媒介作品本身的进步也是一大重要因素。不同于昔年受众印象中嘻嘻哈哈的港式喜剧电影，近年贺岁档上映的媒介作品，类型与立意都趋于多样和深刻，供受众的选择也就更为宽泛。贺岁档四强争霸，《红海行动》是具有强烈动作性的斗争片，很好地结合了艺术性和商业性，其表现的意识形态折射的是对国家的认同，是以集体主义精神与先进装备的结合以彰显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力量。与其竞争最为激烈的是《唐人街探案2》，这部电影最为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具有反差萌的两个人物，延续其第一部的设定，已经初具特有风格和观众印象，塑造的人物自然可以深入人心。同样的这部电影也具有一种面向世界的强烈意愿，以聚合各国侦探破案为始展现中国传统的五行道法，立意深浅得当，雅俗共赏。相对而言，《捉妖记2》和《西游记女儿国》的娱乐性较为突出，艺术性差强人意，在最终的票房成绩上也有所体现。由此可见，大众对电影的审美不再是一味的追求娱乐性和偶像的流量效应。受众的精神追求愈高，也就意味着，以为追求商业性的电影他花一现。而只追求艺术性不讲贴近性的电影在市场上也走不远。

四强争霸，《红海行动》低开高走一路逆袭，在正月初六翻身成为单日票房冠军至今热度不减。四部电影各有千秋，《红海行动》的逆袭并非偶然，除却其他因素，单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角度来看《红海行动》，它传达的现存体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的确是这四部电影中做的最好的。

1978年，美国传播学者塔奇曼主编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集，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证实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新的思想和研究成果纷纷出现，使人感到妇女所面对的问题要远远复杂于女性主义理论所提出的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以及社会女性主义等取向，向多元化发展。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认为话语即是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而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媒介是性别刻板印象的重要来源，具有性别意义或模式的功能。心理学家莱瑟就曾指出“电视已已极大地增加了模仿的机会”。因此受众在媒介文化的消费过程中会不自觉的被影响，从而接受了某些媒介产品中得女性的定位和观念。在往常的媒介产品中所表现的优秀女性的形象，多半是一种男权观念的产物。如受众常见且被广泛赞誉的一类女性形象“母亲”，通过媒介放大的“无私奉献”“包容抚慰”“任劳任怨”的美德品质，一定程度上都因男性而设，一种马克思女性主义所强调的父权制下的牺牲，通过媒介作品展现的这类女性身上，受众接受到更多的是一种共性，而并非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特性，即美国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家劳拉·莫尔维所说的“一个空洞的‘能指’”。

总体来，我国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对女性的塑造，经历了从传统的温柔端庄型向开放的美丽漂亮型，后再由美丽漂亮型向中性文化的审美趋势。但在红海行动中具有重头戏的三个女性，在保留女性特质的同时，很好的具备了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平等自由，反对性别差异的歧视等特点。

在《红海行动》塑造最为成功的女性角色是佟莉。作为蛟龙突击队机枪手。一个合格的女特种兵的正确打开方式。她没有传统战争片里女性角色的软弱无脑，没有刻意表现自己女汉子或男化的形象。她所饰演的副机枪手，原本需要高大健壮的男性才能担当，但是佟莉身上结实的肌肉刚毅的表情，沉着冷静的态度都让她丝毫不逊色于男性主机枪手，巾帼不让须眉，不仅对战友对侨民还是无辜的人质她都坚持到了最后，没有拖后腿，没有掉链子，都像我们展现首先她是一个可靠的军人。其次才是通过导演的设计让观众非常自然地感受到佟莉女性化的一面，比如与石头朦胧、浅尝辄止的感情戏；在飞机上与高大的男性恐怖分子搏斗，最后是用更便于女性使用的格斗技巧解决掉了敌人；最后穿上洁白美丽的海军制服，她有着和男兵一样的寸头穿着裙子显露出属于女性的知性美。这是不同以往的女性角色，佟莉这个角色所传达出的是男女差异的弱化，即使是女性也可以有力量，可以担负起重任，可以有欣赏者和自己的独特魅力。不需要男性的加持，佟莉是一个独立的人。

在《红海行动》中还有一个戏份很足的女性角色，那就是战地记者夏楠。夏楠是法籍华人，也是一个追求真相势要与恐怖组织抗争到底的女记者，。她像一朵沙漠玫瑰，无畏无惧。她的身上体现着睿智和果敢，就像她将自己开启定位的手机藏在敌方头目的车里，拨打了中国领事保护热线；执着的跟着蛟龙队执行任务，机智的与邓梅做交换；在人质营的爆炸声中也不忘摘走黄饼去向的重要线索，最终在漫天的沙尘暴中它果敢地开枪像一个战士。她身上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感都是不论作为社会公民还是作为媒介工作者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同样的这样一个直来直去不畏生死的好像穿着铠甲的女性也有着的柔软易击的软肋。她有思念却再也见不到的孩子和丈夫，她有想要保护的助手；会在差一点被恐怖主义处决是感到害怕与劫后余生的哭泣。她和杨锐之间欢喜冤家式的相识，出生入死的默契，点到为止的情谊也让这个有些血腥有些残酷的战争片带来一抹柔情。夏楠身上所塑造的特征告诉我们一个女性的立体，因为爱便有了铠甲亦有了软肋。不管是什么身份，也许是母亲、也许是战地记者、也许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会因为爱与羁绊都会让一个女性变得强大与勇敢，而不是因为任何一个男性因素。

最后在电影故事线中，最为贴近我们现实生活中女性形象的一个任务是被营救的侨民邓梅。作为红海行动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撤侨后蛟龙突击队的任务便围绕营救中国公民邓梅来展开，环环相扣。邓梅这个女性角色较前两位而言，更佳贴近我们生活中所认识的女性。但并不逊色于前两个角色，邓梅是以能源公司的员工，精英医生的妻子和男孩儿的母亲这样一个利落知性的成功女性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邓梅虽没有前两位的武力值，但也能够在战火中就掩护小女孩儿，在害怕中脱掉防弹衣给伤势严重的突击队员，在得救后真诚的向中国海军致敬道谢。邓梅是需要被营救的女性角色，但身上同样体现着女性特有的善良与女性的精神独立。

基于传播者-信息-受众的传播模式，女性在我们的媒介作品里通常被潜在地定位为一种女性她的所谓的母亲形象，或者是家庭主妇的形象。在这样一些形象定位之下，很自然的影响到社会对女性的认识。在反映这种生活写照之外，沿袭了一套对女性极其不公平的“刻板陈见”，我们惯常见到的：媒体塑造的女性特征，绝对地被归纳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靠的、感情型的、主管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在这样一个印象之下或者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影响之下，无论是我们看到的各种类型的电视剧，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的相应的一些写实类的、纪实类的节目，又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广告作品，它出现的女性的形象，基本上都是带有上述我们讲到的这样一些明显的特征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明确的被界定为她就是女性。但这并不是现实，而更趋向为一种“符号”。

《红海行动》非常成功的把中国战争片的电影工业化的水平提到高前所未有的程度。影片中出现的战斗场景战斗类型和武器装备的多样性包括表现战争场面的视听呈现，强度与质感都达到了世界级的重工业级的水平；把中国战争片的军事专业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除了这些，我认为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方面来看这部电影，它在塑造和展现女性角色的形象上是非常成功的。为同种类型或其他类型的媒介作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示范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