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给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我的父亲母亲是真实故事吗

2022-09-17来源：萧翱瘁编辑：佚名标签：我的母亲嫁给了那个谎称是父亲挚友的人｜有故事的人

文章导读: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571个故事他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自己是父亲在西安时代的朋友——作家无名氏◆ ◆ ◆文 | 张甲林张甲林，旅居西班牙巴塞罗纳华人。出生于中国传统大家庭，家族历经清代与国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571个故事

他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自己是父亲在西安时代的朋友——作家无名氏

◆ ◆ ◆

文 | 张甲林

张甲林，旅居西班牙巴塞罗纳华人。出生于中国传统大家庭，家族历经清代与国共两党历史，目前正在整理出版以家史和自身经历为核心蓝本的书籍，本期有故事的人即为该作品节选。

一

在西班牙最南部的海滨城市加的斯(CADIZ），和阔别了34年的父亲见面后，自然要谈起我的母亲。

父亲陷入了沉思。我从他深邃的眸子，走入了他心内的世界和那遥远的历史。

父亲和母亲是在国立一中认识的。这个国立一中，是抗战时期冀察绥平津五省市内有名的一所中学，坐落于浙川上集涌泉观，专门收容从敌战区逃亡出来的抗日爱国学子。

这个群体中产生了不少国共两党的精英，包括中共高级干部、解放军高级将领、大学教授、作家和编辑。我的生母扬琼，父亲张慕飞当年均就读于此。

生母扬琼系浙江省绍兴人，生于1922年，抗战时期是一位热血青年。在国立一中时参加演出了曹禺先生的雷雨，成功地扮演四凤一角色，和这场演出活动一样，轰动了当时河南省教育界。母亲与父亲结婚后，随军转战南北，1949年在民国政权崩溃之际，父亲作为总统府的侍卫官，随中央政府要员乘坐最后一架飞机撤离成都时，获得带夫人同行的许可，但母亲考虑到婆婆和儿女需要人照顾，便没随同父亲离国，而后便开始了她磨难的人生。

所以1983年初春在加的斯(CADIZ）会面时，父亲十分迫切地想知道自己离开后，发生在妻子身上的一切。

二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十分爱我的父亲。童年时期我对父亲的印象，也完全是从她给我讲述的故事中形成的。我是一个完全没和父亲在一起生活过孩子，可当我成年后，常常有父亲的朋友说，我的言谈举止太像张慕飞了，甚至优缺点都那么雷同。这大概全部要得益于母亲给我描绘的虚幻的父亲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个容貌美丽、多才多艺的江南女子，在中共建国后还是四川省政府职工业余京剧团演员。她那音色极美的花旦唱腔，征服了不少戏迷。而我在她的影响下，也登台演过空城计中诸葛亮的书童，她甚至在贺后骂殿一戏中，因为一时找不到皇儿，拉着我这个真儿子上台一起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于这样一个新政权来讲，肃清旧政权的势力是势在必行的事情。母亲作为一个旧政权军官的太太，一个被周围同志所嫉妒的多才多艺的女人，一个获得不少领导人欣赏的新政权工作人员，自然就进入了被整肃的圈子。

在政治运动场上，她是一个素质低劣的运动员，在不停的政治运动中被折磨地精疲力竭、神情恍惚，她情绪低迷，病魔缠身，甚至企图轻生。这时，她身边出现一位名叫董文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官。这位留学日本、医术高超的军医官，是国民党投诚部队的一员，他用爱心取得了母亲的信任。董文彬先生在一次看望我奶奶时，还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说自己是她儿子张慕飞在西安时代的朋友作家无名氏。

我不知道奶奶是否了解儿子当年可真有这么一位作家朋友，也不知道董先生是否真是作家无名氏，但我感受到奶奶开始对这位董先生亲近起来，并且支持母亲与董先生结了婚。当我长大后再回想这个婚姻的过程，奶奶大概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思念儿子的老太太，把儿子的朋友董先生看成了儿子的化身；二是聪明的祖母，支持这桩婚事是为了改变母亲和我们第二代的政治生态环境。但奶奶万万没有想到，这桩婚姻不但没能使全家政治生态环境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反而在董文彬遭受整肃过世后，将母亲推向了千载不复的地狱。

1983年，我在西班牙阅读香港报纸时，一条醒目而震撼性的消息让我不知所措。这条消息称：“30年代著名言情小说家无名氏，即卜乃夫先生抵达香港，与香港新闻天地社社长二哥卜少夫会面。”我当即写信给卜乃夫先生查询真伪。

卜乃夫先生很快回信道:“甲林贤侄，论我和你父亲的交情，我应该在大陆照顾你们，但因时局动荡没能如愿，而你传递的消息，实在令我啼笑皆非……随信并附近照一张。”后来我将此事讲给父亲听，父亲说好像记得这么个军医官，大概是在西安军医院住院时认识的。

这个荒诞的消息对86岁安祥过世的母亲来说，一直是个秘密。或许她在天国里，还以为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就是作家无名氏。好在母亲与董文彬先生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不幸车祸去世，二儿子战民成长为一位著名的编辑、作家、出版商和电脑软件开发商。这个几乎无法挑出缺点的的弟弟替我们孝敬了可怜的母亲，使她晚年得以幸福快乐直至安祥离去。面对这个弟弟，我经常无地自容。

我继续对父亲讲述着母亲的故事。1967年初秋，我就读的西南财经大学（当时叫成都大学），遭受到造反派武装袭击，同学们纷纷逃离校区。我在成都也没有家了，便只身北上，去辽宁省绥中县看望中断联络7年之久的母亲。

三

中国的南方地区还是一片葱绿，而关外却飘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将整个天空与大地装扮成银色的世界。白天，被微弱的阳光融化的雪水，沿着屋檐与树枝向下滴落，经寒风一吹，结成千万支细长的冰柱，在风中摇晃，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我到达绥中县孤家屯时，却被告知母亲被拘押了。

于是我冒着刺骨的寒风，到处奔波寻找母亲的下落。

经过百般打听，我在绥中籍朋友小广的陪同下，找到了关押母亲的地址。

那是一个围墙上布满铁丝网的看守所，我在门口向看守的军人表达了自己的请求。而这位海军士兵毫无表情的把脸扭到了一边。小广是一个幽默的绥中人，他操着本地土语，嘻皮笑脸的递上一支香烟，又说了一些调侃的话，那海军士兵终于挤出了一丝笑容，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很舒服地吐出一团白云，神秘地暗示我，母亲是一个上面有根子的要犯，是不能探视的。至今我也搞不明白，一个普通老百姓，因偶然性的原因受到一个共和国元帅的关怀，为何会被投进监狱。

不久后，学校通知全体学生返校，我没见到母亲，只好抹着眼泪离开了绥中县。

那是1967年的冬天，从这个寒冷的季节开始，直到1982年我离开中国的这15年间，我仅和母亲见过三次。一次是1968年夏天，一次是1969年冬天，另一次是1982年元月。

1969年冬天，我已在河南省新蔡县农电厂当了一年多的锅炉工。一天，我正挺着一丈多长的钢质通火棍，在锅炉里搅动着炉膛中的煤炭，师傅张亚先急匆匆地给我送来一封信。

借着熊熊的炉火，我看到信封上的邮戳是徐州，并且用毛笔粗粗的写了个急字。印象中我好象有个舅舅在徐州工作，但从来没见过面也没有来往，如果真是他的来信，那么一定是事大如天了。

舅舅的信非常简单，信中说我母亲陷入绝境，如果不去解救，必后悔莫及。

于是，我便匆匆请了假搭乘火车向东北赶去，这是我第三次进入黑土地。1967年冬初我没能见到母亲，几个月后她被宣布无罪释放，在1968年的春天还亲自跑回成都动员我回绥中结婚，并参加了极为简陋的仪式。如果从那时算起，到1969年冬竟也有一年半不知母亲的消息了。在驶往关外的列车里，我一直在猜想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她的丈夫董文彬先生去世了。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1961年被遣返回乡的母亲和他的“现行反革命”丈夫董文彬医生，受到了更强烈的打击。董是不懂庄稼活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管制起来禁止行医了。董文彬极度苦闷，终日狂饮劣质酒，最终患上肝脏病去世。

董在世时，因处境恶劣而性格极度暴燥，酒后经常暴打母亲，母亲十分痛恨他。但董的离去也使母亲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孤独的带着一个10岁和一个7岁的男孩。既然董文彬已去世，所住的房子便成了族人争夺的目标。她们逼迫外来的母亲离去，却不让母亲带走自己的孩子。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去看母亲时，她跑到孤家子屯村口来接我时的情景。

她高一脚低一脚，踏着厚厚的积雪，迎着寒冷的风向我走来。她步履很快，但不时摔倒在雪地里。我也赶快跑上前去，紧紧地抱住母亲，我听见她把头埋在我胸前抽泣。母亲上身裹着吐出黑棉絮的棉袄，两支瘦长的腿居然没穿棉裤，腿上只裹着用麻绳捆绑起来的发黑棉套，我的眼里流着泪，心里流着血……

我和董家谈判了很久，最后决定同意董家的意见，把孩子留下把母亲接走。

当我拉着母亲在雪地中高一脚抵一脚的离开孤家子屯时，后面却哭喊着追来了两个弟弟。母亲缓下脚步，回转过身子，在呼啸的狂风中张开双臂，搂住两个扑进怀里的幼小生命……

母亲又一次放弃了和我们团聚的机会，却展现出一位母亲所拥有的伟大而无私的母爱。

我忐忑不安地回到了河南省新蔡县，一场灾难很快便落在我的头上——我被赶出县城，流放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农场。

后来我听说母亲还是被赶出了董家，但她死也不肯离开孤家子屯，整天在村子附近乞讨，有机会便跑到屯子里偷偷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母亲由于整日在寒冷的室外乞讨，最终倒在了深深的雪窝里。

幸好当时有位杜姓的孤老头路过该处，把母亲救出并背回到家中去。虽说老杜头这个老贫农四壁空空，但母亲毕竟有了安身之地。，她毅然决定与老杜头成婚，成了真正贫农家的人。可怜的母亲，一个多才多艺的大家闺秀，为了孩子们走进了杜先生的生活。

多年后，成了贫农家属的母亲，认了一个公安干警作干女儿，正是这个善良的女交警，逐渐把留在孤家子屯的两个儿子接回绥中。母亲后来把两个孩子都改姓为杜，终于用尽自己一生的代价，丢掉了末等公民的帽子，为小儿子杜占民考入吉林大学，并分配入京工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城市是留给文革新贵的地方，母亲作为贫农中的一员，不久便回到了贫困的农村，在“我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运动中，全家四口被送往大王庙的深山里务农。

四

再见到母亲，是13年后的1982年春了。带着文化大革命给她留下的遍体鳞伤，步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也带着历史的伤痛，进入了洛阳建材工业专科学校主讲企业管理学。

当我把母亲迎接进刚分配的米黄色讲师楼后，我仔细地打量着她，她明显的衰老了，满脸的皱纹像核桃皮似的，稀稀拉拉的头发象一层薄薄的白霜覆盖在头皮上，精神上也似乎有些恍惚，诉说着她为了拉扯大两个异父弟弟的艰辛。

她与杜老头带着两个孩子进入大王庙深山，虽说躲过了政治上的迫害，但却回到了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在那个远离现代生活的深山老林中，他们与森林和大山为伴，吃的是山上生长的，用的是森林提供给他们的，母亲患有慢性病，居然自己用针管将鸡血注入体内进行自我医疗，谢天谢地她居然能够顽强的活到了今天。

她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住进了我刚获得的米黄色小洋房，母亲显得十分惊愕，也许是为儿子祝福，也许……

一天深夜，我听见小客厅里有动静，原来是母亲正在拜神。她散落着干草般的乱发，手里握一柱点燃的香柱，面对着墙壁口中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像巫师跳神般地手舞足蹈，香火在黑夜中如萤火虫般飞舞着。我没惊动母亲，从门缝中偷偷看着她的舞蹈，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受尽了世上的折磨，将自己的生命安危全交付给神灵了。

1991年春，我邀请父亲随同我公司访华，在离别42年后，他第一次踏上了家乡的土地，感谢中国国务院侨办的安排，两位分离40多年的老人终于见面了。当父亲和母亲在北京饭店会客厅泪流满面地相见时，窗外下起了雨，苍天哦！您是在哭泣吗?历史，您为何总偏爱作家，用人间的苦痛给他们留下如此动人的素材。

我最后见到母亲是在2009年，彼时她已是87岁高龄了，身患小脑萎缩，记忆不清，但断断续续说出的话，总令人心酸不已。一生痛苦的遭遇，使她神智模糊的脑海中仍存恐惧，由恐惧而产生无奈，由无奈而产生的奴性，已成为她精神的全部。我实在无法用哲学或社会学的思考，来追诉其根源，无奈之下将这些素材，写成短篇小说《母亲之死》发布于后，算是对母亲苦难一生的思考，也权当对同时代部分中国妇女命运的悲情纪念。

《母亲之死》

我在东北一个叫大王庙的深山里,找到了母亲。

那是1992年,她正好70岁,和我同母异父的弟弟均住在山洼里红瓦青砖围起的一个院子里。当我在县政府的官员陪伴下走进中房时，母亲正坐在藤条编成的圈椅中，象鸡爪般瘦骨鳞峋的手，无力地垂放在扶手上。她头发焦黄而稀疏,脸颊深陷，露出尖尖的颧骨。额头上棕黑色的斑深陷在老树皮般的沟壑里，只有架在细小鼻尖上的那副褐黄色老花镜，透露着资深大家闺秀的韵味。

“妈……”我扑咚一声跪在泥土地上，抱着母亲干瘦的两腿大哭起来。

母亲却突然咦地尖叫着，把身体向旁边的均斜去，紧紧地曳住均的胳膊，喃喃的说：我怕我怕，眼里流出恐惧的光。

在大家的解释后，母亲似乎明白起来，她仰起脸，望着房角的一圈蜘蛛网自言自语：“对对，我的大儿子佳林，我还有佳辰，佳芬，佳均......”

她抓住我，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我的手背：“你真是佳林呀？你在哪呀，为啥不来看妈？过几年恐怕看不着了。”

我流着眼泪哽咽地说：“妈，儿子不在中国，在美国......也是刚知道您在这儿......”

母亲望着我的脸：“哦，美国，我知道了，你爸那年就逃到了美国，他是国民党反动派，你也是国民党吗？”她眼里闪过一丝恐慌，拉着我的手也松开了。

县里官员讲话了：“老太太，你还说过去的老话，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欢迎所有爱国人士回来。”

母亲似乎明白了，缓缓地站起来，拉着我走到院子里，回头对官员说：“我生的儿子能不爱国吗？”

她指着院子说：“回来吧，回来吧，你看中国多好？我们家这房是前年起的，比你地主爷爷老家的房还阔，你弟弟在县里当了总裁，这可是个官哩！”

母亲上下打量着说:“你这么胖，也是个官罢！”

我调侃地回到:“妈，均弟弟是种菜（总裁），我是种粮，你再不缺粮少菜的了。”

妈笑开了嘴，露出残缺不全的黑黄色的牙，煞有介事地纠正我:“不是种菜，是总裁，蒋总裁的总裁......我可没听说过种粮这个官……”

妈回头对佳均讲：“赶明给你哥，还有佳辰佳芬都安排个好工作，一家人团聚，都回来,哪也不去了......”

我一个劲应到：“妈，我回来回来，佳辰佳芬会都回来......”

母亲发现均的脸上有些难堪，冷笑了一声：“均，妈知道你当官了，就不能用用你的权力，给哥几个安排下工作呀......”

均苦笑着点点头。

母亲笑了，满意地自语：“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现在妈也不戴高帽子了，不挨批斗了，不蹲拘留所了......”

我哭笑不得地去掺妈的胳膊，但没想到她又“噫......”地惊骇起来,指着我问均,"他是谁......"

大家七嘴八舌地向她说我是大儿佳林，母亲晃忽地望望我，颤抖着伸出右手，用左手掰着干枯的手指，仰脸无神地望着天：“我儿子？对对，我还有佳辰佳芬......回来吧，回来吧，国家多好？妈再不是阶级敌人啦......”

从老相片中看到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女子，漂亮而有灵气。听老人说她喜爱京剧,在舞台上一招一式都叫人爱得心疼。尤其是那对水汪汪的凤眼，随便这么一轮，你似乎伸手就可接到闪闪发光的水波。她戏唱得好，舞跳得好，球打得好，文笔也好。刚解放时，政府招募知识份子，妈由早期加入共产党的亲戚担保，进入市政府秘书处工作，还经常受到领导的赞赏。也正因为太有才华，再加上有一个逃往美国的国民党军官老公，经过一系列运动后，不变成现在的模样，那才是怪哩。

经商量，在妈80岁那年，我把她接到了美国。检查后发现母亲心脏有些毛病，由于小脑萎缩她的记忆严重衰退，越远的事记得越清，可刚刚发生的事，刚刚说的话，一扭脸就会忘记。

她在美国的两年多里，闹了几次令我哭笑不得的事，也使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那天我下班回到家里，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问我受到书记表扬了吗，和同志们相处好吗，这些令我哭笑不得的话。却板着松树皮似的脸，指着撒在地板上的一堆被剪成碎片的相片厉声问到：“你的立场到哪去啦？你不怕被打成反革命吗？”

我勾头一看“天哪”，妈居然把我辛辛苦苦收集的父亲的相片剪得粉碎。这些相片，有父亲年青时身穿国民党美式中校军装的个人照，有后来与台湾访美高级将领的合影，甚至还有与欧美军界政界要人的合影......

“妈”我急得大喊起来：“这是珍贵的历史记录呀！”

母亲呆痴的眼睛突然闪出了火，伸出干枯的食指戳着我的额头：“儿呀你这是找死呀。那年，我就是保留了你爸一张照片便一辈子都没翻过身来。”

“妈，我们是在美国，何况时代也不同了......”

“啥子同不同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再说，妈被揭发后也逃了，逃到新疆还是被抓回去，而且罪加一等......别说你在美国，就是在英国也会被抓住的,你就等死吧......等死吧......”

事后母亲好几天都对我很冷淡，好像要与我划清界线似的。但终于没人抓我，慢慢地也便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妈的身体愈来愈差，愈来愈糊涂。经常拿着自己年轻时的相片叫女儿，指着父亲的相片叫儿子。但有时又拿着父亲的相片,伸出尖尖的手指颤巍巍地摸着脸，嘴里喃喃地说:“这人我认识……”声音低得几乎只有她自己能听见。但我却看见了她那昏暗的眼睛湿润了……

终于，一件令我终生遗憾的事发生了。

那天妈说前胸有些闷，我赶紧驱车带她去医院。因为心急车在高速公路上超了速，后面的警车呼啸着追了上来。在我停车接受检查时，妈发现身材魁梧的警察正走向我的车。她尖叫起来:“警察！警察！”声音绝望而恐怖:“看，还带着枪，手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