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宿舍丽莉扮演者

电影《骨瘦如柴》中称体重的女主。扮演者莉莉·柯林斯本人也曾患厌食症。 （资料图/图）

一杯牛奶，两块饼干。

这是身高一米六三的张沁文在体重只有78斤时，每天下午面临的最大挑战。

她的任务是把牛奶和饼干放入嘴中，咀嚼、吞咽。监工是站在她面前面无表情的父母。

张沁文流着泪望向父母，摇起了头，但对面二人始终背着双手，表情纹丝不变。

她深吸一口气，双手颤抖着拿起饼干。她紧咬嘴唇，双手在离桌面五厘米处悬停了三秒后又放下了饼干，泪水片刻未止。

患有神经性厌食的张沁文此时刚结束住院，最大的阶段性目标是增重到标准体重。她每天哭着、挣扎着塞下的牛奶饼干成了加餐极限，出院没多久她的体重又掉了十斤。

神经性厌食属于进食障碍的一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欧美流行的心理疾病，经常与抑郁并发，也是所有精神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类，死亡率高达5%-15%。美国大约有三千万人在遭受进食障碍的困扰，中国的数据是9000万到1.2亿左右。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露易丝·格吕克少年时为了控制体重，也曾患上厌食症。16岁时，她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休学，经历了七年的精神分析才得以重新面对这“不会让你失望的世界”。

对于普通人而言，吃东西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情，他们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无法控制自己吃什么。部分进食障碍的患者不知道自己的表现是一种病症，也不知道能从什么渠道获得帮助。

最初人们不理解抑郁症的时候，有人拿癌症类比——很少人会对癌症患者说“你别得癌症就好了”；所以对抑郁病人，也不该说“你开心点就好”。在加拿大做营养师，专职领域为进食障碍的Vivian对南方周末表示，目前进食障碍不被很多人包容：“在不了解的时候，人们会觉得进食障碍患者是自作自受，但是没有一个进食障碍的患者是自己想要得病的。”

成为身体“绝对的独裁者”

进入大学以后，张沁文从网上了解到了不少身材管理方面的知识。减肥塑形不再是中学期间“晚上熄灯后在腿上裹着保鲜膜做空中脚踏车”的小打小闹。

大一时，一米六出头的张沁文每天运动三小时左右，体重从98斤逐渐降到83斤，有了一定的肌肉线条。体重降到90斤以下的时候，张沁文开始用一款App监控饮食，将所有入口食物对应的能量数值记录下来，每天吃什么、吃多少，成了一道计算题。

“用App以来，基本每天都能瘦。”餐盘上的食物分量逐渐减少，从她健身之初相对健康的粗粮，变成回避所有主食和肉类，就连吃一个苹果都得犹豫再三。

她给自己设置了每天500-800大卡的能量限制。而根据一般医学建议，正常非健身的成年女性，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正常摄入量在每天2000大卡左右。

雪莉是一名在北京生活的医美行业工作者，如今身高一米六、体重90斤左右的她经常被派去为想要抽脂的顾客提供咨询。这一“殊荣”，在她刚入行117斤左右的时候是完全无缘的。

从高中起，雪莉便与自己的体重抗争，其间胖瘦浮动超过30斤。她在健身房办了年卡，一年里有两百多天去健身房泡三小时以上；研究过各种减肥药物，泻药吃到身体不舒服，加速代谢的左旋肉碱和奥利司他都是日常熟客；网络盛传的21天减肥食谱等也多数尝试了个遍。

根据她的经验，最有效的还是“哥本哈根减肥法”。

哥本哈根减肥法是网上流传的几大“快、狠、准”的减肥食谱之一，十三天的时间内，每天每餐的食物以克为单位精准要求，摄入量最多的时候一天内肉类400克，还有一些能量可以忽略不计的水煮蔬菜，少的时候再减半，留出一餐的空白。网上流传的说法是，为了不过分伤身，一年内只能执行一次哥本哈根法。

雪莉一共完成过两轮哥本哈根法，第一轮刚过一星期的时候，体重就下降了将近八斤。“虽然食谱后期太残暴了，但是真能瘦。”

比哥本哈根法还要“有效”的，是彻底的断食：除了水以及几乎没有能量的咖啡和茶，什么都不吃，干饿着。天数越多，效果越明显。在减肥、发胖中反反复复四五年的阿离第一次断食到第二天快结束时，心生平静，双手耷拉在键盘上记录自己的心情和下降了三斤的体重。如今坦然拥抱自己大码体型的Echo曾连续断食过十四天，直到最后什么力气都没有，体重下降了十斤以上。

“你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自己的王国，而你就是暴君，绝对的独裁者。”美国心理学家希尔德·布鲁克曾这样评价进食障碍者。

防线溃散后的补偿

2012年，北京市海淀区的初三学生柳山为了维持80斤的体重，坚持每天只吃一顿早餐，并且不吃主食。身高一米七的他经过初二一年的运动和节食，体重减少了50斤。

在这个过程中减少的不只是体重。初中前两年学习成绩没有掉出过年级前三名的他明显感觉到“脑子不好使”，古诗和英文单词无论如何都背不下来，曾经每周都会被广播站当作范文朗读的作文，也不再写得出来。

“学不下去，手也开始发颤，满脑子想的都是食物。”但对于厌食的人而言，想吃和能吃是两个毫不相关的概念，身体的正常运转需要食物，心里对瘦与完美的追求却压制了身体的渴望。

柳山的做法是，一边浏览网上的食物图片，一边严格控制摄入：“因为不吃，但是渴望，所以只能看别人每天发的图片借代式满足。越看越想吃，把时间耗过去了也就睡了。”

转折出现在他初三时，有一次与父母去餐馆吃饭。他们点了三四个菜和十二只韭菜盒子。拿起筷子将热菜送进嘴里的第一口，柳山的身体便脱离了理智控制。理智不断发出“这是最后一口”的指令，紧握筷子的手和不停咀嚼的嘴却怎么也停不下来，只是不停地输送、传递、填塞。

父母基本没动筷子，柳山一个人几乎吃完了一整桌，并且又加了两个菜。

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的柳山再次没遏制住手与嘴，又吃了一盒月饼。

终于能够停下进食之后，柳山急忙搜索吃多了以后的解决方法，翻出家里药箱中的健胃消食片、山楂丸囫囵塞入吞下，并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内不吃任何东西，“直到感觉到自己的腹部消下去了”，才允许自己恢复原先的“正常饮食”。

断食的补偿机制加上原来较低的体重基数，让柳山如此循环了一段时间。直到舍友不经意的一句“你怎么胖了这么多”，一下激发了柳山要瘦下去的斗志。

这一次，“催吐”一词出现在了他的手机屏幕上，“兔子”吧也随之进入他的生活。初中毕业时，他已是吧内“戴一大皇冠的15级元老”了。

“兔”是“吐”的谐音，这个吧是一群以催吐为解决方法的极端身材控制者的聚集地。他们把吐称作“生”，就像生孩子一样，只不过是从上面出来。这也成为柳山控制体重又能吃到食物的新途径，贯穿了他高中以及大学前一两年的生活。

“瘦二十斤我就答应你”

小敏的进食障碍是高中时出现的。刚进高中不久，当身边90斤、100斤的女孩纷纷把“减肥”挂在嘴边的时候，体重108斤的小敏也开始了对瘦的追求。当时在她印象里，“大家都在说瘦一点好看，女生就是要瘦一点”。一年的时间，她通过节食瘦到了80斤以下。

由于体重过轻，小敏的例假停滞了，手上、背上、脸颊两侧因供能不足长了很多汗毛。但那时的她为了瘦，已经不惜一切代价，“生理期不来也没关系，就是不能胖”。

冰块成长于安徽一个小县城内，现在在深圳上大四的她“大学前三年都不会好好吃饭”，体重以两个月为周期、20斤为波动幅度上下变化。

她从小就是一个“爱打扮”的女孩儿，初中的时候上学要编一个精致的麻花辫，还和朋友一起买BB霜让自己白一点。接受采访当天，在图书馆学习的她非常有镜头感，不时调整面对手机摄像头的角度，并一直保持微笑。

大学里，有的男同学在路上见到她第一句话不是打招呼，而是“你怎么又胖了”，在食堂里挑菜犹豫久了，也有男生问“你是在计算热量吗”。女生之间不会互相吐槽，但却会在路上心照不宣地羡慕身材好的路人，也有明明比很多网红漂亮、很瘦的女生在厕所里催吐。

家里人对冰块的期望是“大学毕业之前都不能谈恋爱”“找个安稳的工作、嫁个好人”，以及“女生就是要瘦要可爱”。2019年二十岁生日，冰块特地提前完成了课程作业飞回家，开心地和父母盘点着自己想吃的东西，却迎来了爸爸的一句“你都这样了，还在想吃什么”。当天，陪伴她跨过零点的不是手机里朋友们的祝福，而是脸上流淌的泪水。

小学练过跆拳道、身材比较壮实的钟哲是个一米八三的男生，他在大学主持第一场年级晚会的时候体重大约160斤，当时与他搭档的另外三人则更加苗条。四人去商店挑选礼服，钟哲看上一套西装，店员顺着钟哲指着的方位看了看衣服，头也不回便说：“没你的码。”他好不容易挑到一套有码的衣服，穿上却很紧，难以动弹。

如今大四的钟哲在大学期间体重浮动达到60斤，曾有过一个星期没吃任何东西的经历，也试过一下午在正餐之外点四人份起步的外卖。他第一次减肥，是在大一追求一个女生时，对方直接问“你现在多重”，表示“瘦二十斤我就答应你”。

2019年年底，在北京某知名高校读本科的叶子因为厌食掉秤到80斤左右的时候，睡觉时出现了“被自己硌到”的感觉，“坐太久的时候还会感觉到屁股的骨头”。理智告诉她，她需要增重。但每一次暴食完的时候，她还是会克制不住地加大运动量，或者用两三天的时间吃很少的东西作为补偿。

在意识到心理的异样与行为层面上发生改变之间，有一层难以跨越的无形屏障。天津市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陈清刚在《进食障碍与社会心理因素》一文中将进食障碍患者的普遍特征总结为“低自尊、低自我评价、高神经质水平、完美主义倾向”。

实际上，一米六左右、初始体重仅在90斤的叶子在平常人眼里属于“比较瘦”的类型，但每次暴食之后，她都会有几天拒绝见朋友，“觉得自己很丑”，一定要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让体重维持在更低的数字上。

回忆起从初中就开始的身材焦虑，与叶子初始身材相似的张沁文表示：“就是对自己要求严，觉得自己腿不够细，一直想尽办法瘦一点。”

张沁文父母双双毕业于复旦大学，从事金融工作，一直给女儿提供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好条件。她初中读的是一所私立的贵族学校，每次开家长会学校门前都像办车展。在装扮时髦的富家小孩的围绕下，好强的张沁文觉得当时的自己“挺土的”。

升学的时候，张沁文向父母要求，去了普通的公立高中。入学之前，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耀眼的公众形象，为自己人人网的账号买了三万个粉丝，并约小姐妹们拍了很多精致的照片发在主页上。张沁文向南方周末形容，她高中三年一直是这个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大学期间，每当时任男友要带她参加聚会的时候，张沁文都会追问“有没有比我更瘦、更好看的人”，反复确认没有之后才愿意出席。聚会现场若是发现了让自己产生威胁感的人，便会“不怎么说话，假装高冷”，直到离开。

柳山就读的初中是一所贵族学校，学校里甚至有跑马场。在郊区上小学的他经过了很激烈的升学竞争才得以进入，从奥数班、英语班、尖子班、巨人班层层磨砺出来，以六百多考生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这所学校，分到了实验一班，学号是01。当时家里寄予厚望，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学”。

在厌食还没有影响到正常学习思考的时候，自诩完美主义的柳山会“拼了命地学”，一天内把三天的数学卷子全部写完，下午一个小时休闲的时间，也全部泡在试题的海洋里。

柳山最初产生控制身材的念头是在初恋女友提出分手的初二，开始和同宿舍校田径队的台湾舍友对标较劲。舍友属于在女生中很吃得开的类型，长期的校队训练也让他腹部、背部、手臂上有着一定肌肉线条。“他每天在宿舍做50个俯卧撑，我就会做100个。”

心理上的损害

露易丝·格吕克曾写道：“厌食症的悲剧在于，目的并非自我摧残，但结果却经常如此。厌食症构建了一种体征，并借此展示出对需要、饥饿的蔑视，无需任何依靠，显得完备自足。”

厌食症是进食障碍下的一个子类，除此之外，还有并发的暴食症和多种心理原因导致的神经性贪食症。万憬等人2002年发表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的临床分析显示，患者中32.4%有中度以上的抑郁症状，33.3%存在自杀行为。

中考结束后的柳山松了一口气，觉得“终于可以不学习了，可以踏踏实实地不吃东西，没有人再阻拦我了”。然而，这个暑假，他被家人送去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住院，诊断结果为“进食障碍、中度抑郁、焦虑症”。

当时十六岁、体重严重不达标的他被绑在病床上强制喂“高干餐”——病房中的配餐分普配和高干两种，高干的饭菜是正常的两倍。“光饭就有小山那么高。我现在都吃不下那么多。”

资料显示，“北六”在1988年12月至2000年12月共收治进食障碍患者51例，2001年至2016年进食障碍患者达到170例以上。

被男护士五花大绑到病房的前一天，柳山和父母产生矛盾，站上了窗台，纱窗已经打开，整个人也几乎飘在了半空中，楼底下是警察铺设的气垫急救装备。

在此之前，柳山在和长辈争吵的过程中砸东西、拿头撞墙。激烈的时候，家长问“你还想不想让我活了”，柳山甩下一句“那就别活了”。如今柳山左手小臂上，还有三道平行的刀痕，都是当时争吵遗留的痕迹。

由于状态一直不稳定，柳山高一休学一年，复学直接进入了高二的班级。复学的柳山产生了一种社交恐惧心理，觉得自己有别于他人：“高中的时候没有朋友，所有的集体活动都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参加。”

“人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时候，会出现很多身体和心理上的损害，甚至人格的改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擅长并开设中国第一个进食障碍病房的张大荣曾经接受过有关进食障碍的采访，采访中提及如今已被明令禁止的饥饿实验的结果。

张沁文厌食最严重的时候体重一度只有28.8kg，生理期中断、脱发严重，且出现了严重的蜕皮，甚至还长了“看着挺害怕”的老人斑。当时的一张照片中，张沁文侧脸由于没有肉紧绷着，嘴巴突出，眼睛近乎睁不开，掬水状的右手手掌平摊着，紧绷的骨头线条清晰可见。

家人提出让张沁文去医院做一套“大保健”，治疗脱发、蜕皮等问题。她并没有直接答应，甚至在医生来家里视察情况的那天“吃了很多牛排”，以证明自己的“正常”。

这种抵抗持续到某次出门。在公交车站，张沁文呆滞了，上不动车，也走不上台阶。回到家里躺到床上，恍惚中看到了“很像电影里说的那种死前的迷幻白光”。

处于厌食最瘦状态下的张沁文。 （受访者供图/图）

孤独的病人

钟哲在学校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咨询。咨询师唯一一次在他面前摇头，是在他说出一句“我不想影响别人”之后。当时，咨询师问他：“你不觉得你笑得太多了吗？你这样子整天面对别人，不会累吗，为什么还在笑？”

进食障碍和抑郁的事情，钟哲没有专门告诉过任何人，最低谷时除了咨询，就是狂看与心理相关的书籍。厌食那个学期后期，课堂上别人听讲的时候，钟哲在拼命翻书找原因。学期结束，他挂了三门专业课的考试。

广东女生叶子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啃了两位数的心理书籍。当她表示自己不想给别人增加负担、自己能够承受时，咨询师强硬建议她找朋友帮助：“你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人一直在扛，现在扛不住了，才来看的咨询。”

第一次尝试开口是和一个有过抑郁病史的高中舍友，当时叶子刚从心理咨询室出来，转道去超市买了一堆零食，坐在楼道里止不住地暴吃。看到叶子说自己开了一盒抗抑郁药，对方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最后告知的是关系最好的朋友，叶子写了很长的信件，最后一句是：“只有在跟你说了之后，我才感觉我心里面有一条大象腿移掉了。”

所有朋友在听到“抑郁”“躁郁”之后，都嘱咐叶子不要想不开，一定不能做傻事。大学舍友每天晚上都会给她热一杯牛奶来缓解失眠；初中朋友改变行程来北京找她玩；知道她去医院开销不小后，有好朋友给她打了一笔钱，在微信和支付宝分头转账，“我的钱也不多了，你先凑合着用”。

但在叶子提到自己有进食障碍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叶子只好在微信上找了一篇科普的公众号推文发到群里。朋友们看到叶子描述自己吃到“胃要炸了”的时候，一般会和她说：“不开心就跟我们聊天，不要去吃东西。”而在她厌食、断食期间，则淡淡地说一句“记得多吃点”。

有很大一部分进食障碍患者无法向他人倾诉，一般身边人都觉得“吃东西这么简单的事，吃太少了就多吃点，吃多了就别吃，不就好了？”即使知道进食障碍是一个病，也极少有人了解它在精神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严重性，更不要说如何应对。

疫情期间，叶子在家里待着，有连续几天不怎么吃饭的时候，也有一个人拿着几包食物进房间、拎着几大包垃圾袋出来被家人撞见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叶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星期，终日与外卖、零食为伴。妈妈以为叶子躁郁发作，哭着敲门喊她出来。但始终没有过问过叶子的饮食，或者表现出任何的担忧。

稀缺的专业医疗资源

高二，小敏瘦到80斤以下，并且例假长期不来以后，家里人开始想办法帮她恢复健康。妈妈专门在学校门口的小区租了房子，照顾小敏的三餐起居。高二一年，别人周末都在补课，小敏则都和妈妈在医院里看病。

最开始小敏看的是妇科，开了促进排血的药，无果。然后去看蒙医，吃了一年的药，每周去复诊，也没能恢复。

“我们那里现在也没有专门的进食障碍科室。”如今在天津上大学的小敏最初是从微博上了解到进食障碍的概念，而走出来，则纯靠“运气”。

张沁文从出生到大学前几年都在上海，爸妈在孩子瘦到身体机能出现异常之后，开始带着她求医。齿科、神经外科、妇科、内分泌科转了一圈，几乎没有医生能给出一个诊断。有两家医院提到了“厌食症”这个词，但在治疗方法上，则束手无策。

最后是张沁文的爸爸自己上网查资料接触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将医生直接请到家里来了解情况，医生提出住院的方案。

北京的柳山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进食障碍中和互联网共同成长的，半掩着的互联网就像潘多拉的魔盒，没有设置任何的防线，启动的搜索总能获得一定的反馈。从薄荷网上的各种食物热量，到贴吧里天南海北的吧友的饮食记录帖，柳山的网络搜寻技巧在寻找减肥方法的过程中磨砺纯熟。

当时柳山一心只想学习如何变瘦，将食物热量和催吐方法熟记于心。同时期了解到的“进食障碍”“北医六院”等概念，被当作无关紧要的知识放在了头脑深处。妈妈多次问情绪容易失常的他究竟怎么了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地说：“你可以去查一下‘进食障碍’。”到北医六院求诊，也是柳山告诉妈妈的解决方法。

在萌生危险念头的那个晚上，叶子打开了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预约网站，但咨询名额都已约满。情急之下，她第二天直接去到咨询中心，填写了申请立即咨询的表格，申请理由是“有严重的自杀倾向”。

2020年9月，叶子前往英国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完成了各种医疗手续注册之后，她第一时间在学校的官网申请了长期的心理咨询。

来到英国之后，叶子搜索了进食障碍和躁郁症的相关资源。民间网站、互助社群上的资料非常多，会具体归纳进食障碍每一个种类的症状、康复建议，以及给患者身边人的指导建议。此外还有不少免费的互助资源链接。

国外媒体和网络平台对进食障碍报道增多来源于“戴安娜效应”，当年在压力下染上贪食症的戴安娜不顾王室头衔的限制，接受了媒体的专访，让人们开始正视进食障碍现象，并掀起了一波讨论狂潮。

在国内搜索的时候，叶子看到的大多互助网站地点都在中国台湾和香港，涉及进食障碍的网站基本都是医院官网，资料陈列也较为有限。本来想去B站上搜《骨瘦如柴》这部纪录片的她，看到了不少患者暴食场面的直接呈现。

Vivian是加拿大在职的注册营养师，曾经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专门负责进食障碍的项目。加拿大的进食障碍诊所在不同省资源分布也不一样，温哥华所在的英属哥伦比亚省中，每个市都有专门的机构，而她所在的萨斯喀彻温只有一个机构，上班要开两个小时的车。

国外的治疗以团队的方式进行，医生是团队的领导，团队内心理咨询师、营养师、康复治疗师各自针对负责的部分工作。

“国内很多讲进食障碍的博主更多是站在自己得过进食障碍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他们的角度可能就会稍微有一些局限。”作为专业团队，Vivian表示最重要的是harm reduction（降低伤害），“每个人的进食障碍都不一样，有些人盲目跟风反而会加重自己的症状。”

在微博社群内定期做专业知识分享的Vivian经常会收到一些私信，曾经有人在私信里描述自己的情况，说正在尝试很多博主推荐的all-in策略（即让自己毫无拘束地吃一段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抑制身体的渴望），其实从吃的数量上来看，基本上达到了暴食的标准。

张沁文对比照，2016:厌食之前，2018:厌食中，2019:痊愈过程中。 （受访者供图/图）

“原来不止我一个”

十六年来被吃和吐占据了所有业余时间的雪莉，对生活产生了绝望，严重的时候一餐吃三人份的冒菜加上四五份别的食物，吃完前后体重能相差整整十斤，吃完后抑制不住地催吐，每天耗费三四个小时。

当时的雪莉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以为自己是个怪人，直到在微博上搜索了相关词，才知道原来还有不少人和她一样与进食障碍斗争。了解到这个群体之后，雪莉通过微博加了第一个ED（进食障碍的英文eating disorders的缩写）好友，有半年的时间内，他们都互相聊天、鼓励。认识这个朋友以后，雪莉多年来第一次有一个礼拜不催吐。

有好转迹象的雪莉将自己的经验写成分享帖，发在知乎。作为知乎小透明的她，有一篇文章收到了45个赞同和41条评论。几乎每条评论下，雪莉都会耐心回复，也有不少评论感谢雪莉的陪伴，要向她学习。

四年前的帖子，到2020年，还有人在陆陆续续通过帖文加上她的微信，向她倾诉，如今微信列表里以ED开头的好友已超过一个屏幕的长度。

B站生活区的Vlogger小陈在今年4月制作了第一个“暴食经历分享”视频《我是如何一个月长胖20斤，聊聊我的进食障碍，三次暴食经历|暴食症|暴食症恢复|暴饮暴食》，播放量超过19万。放下体重执念是小陈做视频分享暴食经历过程中摸索出的经验：“我是瘦过，并且保持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发现瘦了的生活并没有想的那么好，甚至还挺糟糕的。”

视频发布后，数以百计的用户向她发来私信，从高中生到上班族，来信者长篇大论地讲述自己走入ED的故事，询问“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最开始，小陈会和对方沟通很多，劝对方放下减肥的念头。聊了几页之后，有的人还是无法坦然放下减肥念头，无论如何都怕胖。

2019年1月，张沁文从医院出来不久，处于厌食恢复期的她拍摄了一部记录自己厌食经历的纪录片《关于我28.8-70kg的进食障碍故事(上)-女孩的价值是什么？》，不少人通过纪录片了解到进食障碍，也接触到了张沁文的微博账号“少女神婆婆”。这些人中很多是进食障碍亲历者，以及正在经历进食障碍的求助者。

2019年3月，张沁文前往英国上学，缺乏营养的身体逐渐接过行动权，从厌食变成蹲在垃圾桶边吃还没解冻的硬披萨的暴食。在微博长时间不更新的时候，有微博粉丝通过她的好朋友询问她近期的身体状况；有人不仅寄了三四次礼物，还专门写了三四页A4纸的信给她；还有私信表示希望可以和她一起，开始做关于进食障碍的科普，甚至发了一份团队的运营计划书……

“吓跑ED行动小组”由此而来，目前成员人数突破了1000，Vivian则成为运营团队的专家智囊团之一，每周在群里给大家分享相关的专业知识。如今140斤的张沁文也不再纠结于自己的体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了进食障碍科普之中。

大多受进食障碍影响的人都是学生，相较于医院宣传的进食障碍营，他们对于社群内听取曾经经历过的人的意见更不容易产生排斥。社群里高中生的比例不低，今年高考之前还有不少人在暴食，在群里向大家寻求意见。

永远的小感冒

“最好的情况下，或许ED会变成小感冒一样的存在。虽然没有办法彻底摆脱，但每次遇见它的时候，都知道自己有办法能够控制，不会完全被击溃。”阿离说。

小陈放下体重执念的办法是外网博主Stephanie的all-in策略。采取这个策略以来，也有几次突然想吃很多的念头，恢复中的她在突发的暴食后会录制一个简单的vlog分析自己暴食的心理，并尽量减少愧疚感。

现在大四的她正全力以赴准备选调生考试，炸鸡这一让减肥者闻风丧胆的热量炸弹成了她的盘中常客，吃完以后也很少再有不安的感觉。

国庆以来，阿离首次尝试让自己“有控制地把三餐吃饱”，并把秤放到了视线范围之外，逼自己放下减肥的念头：“每次想多吃一点的时候都会让自己不去想体重，先管好眼前事。但吃完以后，内心总是有些不安，隐隐担心更胖了怎么办。”

第四周的时候，阿离又一次捡起了控制的念头，想为万圣节活动突击减肥，提前两天不吃饭。于是在断食的前一天，阿离允许自己最后放纵一天，在和朋友吃完一大桌饭菜之后，加餐了麦旋风、面包、酸奶，还一个人干吃完了将近一整罐的花生酱。

花生酱放在冰箱里，每次打开冰箱，用手指直接蘸舔的时候，阿离都会和自己说“这是最后一口”，不到一小时，多次开关动作之后，罐子彻底离开冰箱进入了垃圾桶。

2020年7月30日，叶子暴食过后，在雨中撑着伞戴着口罩痛哭。之前的一个小时之内，她先在麦当劳吃了两份三件套套餐、三份随心配套餐、三个麦旋风、四个圆筒，然后去街边店铺吃了一份螺蛳粉、两份肠粉、一份凉皮、四个慕斯蛋糕。

回到住处，叶子在微信上和初中同学描述了自己刚刚的崩溃，在结尾说了一句：“不过我觉得这一次有进步了。”

为了准备9月份出国读研，叶子在暑假尝试了两个月的all-in，觉得自己已经慢慢学会控制。接受采访前一天的晚上，叶子一人在伦敦街头散步。她走进一家超市，一下买了十多个不同类型的烘焙甜点回家开吃。

“万一之后我在伦敦突然想暴食了，还是会选择这些东西，”叶子表示自己当时在很理智地分析，“不如趁我还没有很严重暴食欲望的时候，先尝一遍，确定不喜欢。之后暴食可以减少一个风险系数。”

叶子在有意识地重新学习吃饭，培养对食物的偏好，她告诉自己，不喜欢的不要逼自己吃完。一袋四个的甜甜圈，叶子吃了两个便停下了。另一边，叶子也与学校的咨询中心联系上，沟通协调后续的心理咨询。

最严重的时候，张沁文不是在吃，就是在找下一个目标食物，体重在半年内从28.8kg上升到70kg。如今她暴食的频率已经降到一周两次左右：“能感觉到自己慢慢像个需要营养的小朋友，而不再是个瘾君子。”

做进食障碍科普以来，张沁文的生活逐渐充实，她正在准备成人自考，然后专升本，考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的研究生。她说：“与进食障碍搏斗的几年就像穿越沙尘暴，带着一遍遍的焦虑、恼怒、无奈与无形的伤害。但也在这个过程中，拥有了许许多多真正爱我的人以及关注我的朋友，我得到了比曾经经历的更至高无上的爱，也学会了如何爱护我自己和他人，拥有了坚忍的性格。”

（文中柳山、小陈、钟哲、叶子、阿离、冰块、小敏、雪莉为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陆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