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克托尔扮演者

“张文蓉老师后来一直在拍戏，会羡慕她吗？”“当然。”

眼前的吴贻弓，格子衬衫外搭一件毛衣，再套了一件米色夹克，环抱着手臂，看起来有些怕冷。毕竟，九年前因肺癌动过手术，如今也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甚至，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善言辞的人，但这一句“当然”，几乎是毫不犹豫的，是不假思索的，也是掷地有声的。

1960年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导演系毕业，1979年，才开始执导影片。与吴永刚联合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巴山夜雨》就获得了1981年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1983年独立导演电影《城南旧事》，获得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但1984年吴贻弓就走马上任，历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局长兼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在他的努力和带领之下，上海国际电影节得以创办，“金爵奖”这个名字也是他提出来的。但吴贻弓还是说，“我就是这么笨，这么傻的人，除了会拍电影以外，什么都不会。”

或许，他还会一件事，就是宠爱老婆。妻子张文蓉也是上影厂的老演员，而他们的相识，是从电影《李双双》开始的。

吴贻弓寄语新民晚报

1、张瑞芳大姐做的媒

“瑞芳大姐说，是她做的媒。”吴贻弓和张文蓉的相识，要从《李双双》选角说起，当时“孙桂英”的演员一直没有落实，得有从农村出来的清新质朴，又要像读过书的样子，“李双双”的扮演者张瑞芳想起上影演员剧团刚刚招来的张文蓉，便向导演鲁韧推荐。

“那时候她才21岁啊。”吴贻弓清晰地记得，他作为助理导演，跟着大车去县城接上的张文蓉，她从田埂上走来，老远一看，“就对了。”犹如昨日重现，历历在目。而张文蓉对这段回忆却有些模糊：“我那个时候本来也没想谈恋爱。我在化妆，他跑来跟我聊天，一会儿又给我送本书，说‘这本书很好’。”于是她就“稀里糊涂”地跟这个男人好了，一好就好了一辈子。“亏得她稀里糊涂。”吴贻弓坐在太阳里，笑盈盈地说。“导演”之外，吴贻弓最看重的一个身份是“上影演员剧团家属”，剧团里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一声“姐夫”，哪怕是当局长和厂长时候，他也很乐得做这个“姐夫”，陪老婆去打牌、吃饭、郊游。

其实张文蓉一点也不糊涂，她记得他们去翠华山拍戏，路上吴贻弓给她买了一袋小红柿子，记得吴贻弓跟过的老一辈导演艺术家，“从沈浮、孙瑜、郑君里、徐韬到吴永刚。”记得丈夫1979年第一次独立执导的短故事片《我们的小花猫》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青年创作奖，获得的200元奖金一直都保存着。也还记得吴贻弓跟着吴永刚一起拍《巴山夜雨》时候的点滴，“那个时候每天船开来开去的。”

聊起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故事片，吴贻弓说，“我想我在吴永刚导演那里得到了在节制中珍惜情感的分寸，不在一枝一节上着眼，却从美学态度高屋建瓴地教诲，潜移默化地对《城南旧事》的拍摄产生很深的影响。”吴贻弓回忆说，“吴老在拍摄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对我讲，从银幕上让观众既看见导演，又看不见导演，这才是成功的导演。这就是说要处处有导演的构思和设想，却要做到体现的时候不露斧凿的痕迹，这是很难很难的。”

吴贻弓和张文蓉年轻时合影

2、北京旧城的一曲挽歌

北京的冬阳下，卖绿盆儿的、打糖锣的、换火柴的、出红差的……《城南旧事》可以说是北京旧城的一曲挽歌。但与此同时，“在那个时候看，好像电影必备的很多元素它都没有。”吴贻弓说。用过去的剧本标准来套，《城南旧事》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矛盾冲突，小说里没有人物对话，只有旁白叙述。“当时这个本子是北影的‘弃儿’，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故事。”

上影厂交到吴贻弓手里的剧本与现在观众看到的《城南旧事》大相径庭，与林海音的原著小说也相去甚远。回忆起自己花四个月时间重写了导演台本，吴贻弓分析说：“散文化的作品的确改编很难，三段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物构成的毫无联系的故事，是保留原小说的分段式结构，还是打散后重新交织？我们抓住了‘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这种情绪积累构成特殊的味道。”其实哪怕抓住了这味道，吴贻弓说自己在拍《城南旧事》的时候，想着将来怕是没有多少人会看这部电影，“也没有过多地想怎样去感染观众，只是想着如何把我十分挚爱和同情的这几个人物诚实地呈现出来，并通过这些人物让观众认识上世纪20年代旧北京的画面，我的目的仅此而已。”于是，上影厂的美工们亲手在废弃的江湾飞机场搭置出影片中的一整条胡同，还有那一块草地，导演最大限度地把小说中散文化的叙述搬上了大银幕，但没想到，原本淡淡的影片，却诗意地、间接地获得了一种浓烈感，这是一种通过观众实际感受之后补充加强起来的共鸣效果，“这是观众们‘想’出来的结果，我通过这部影片才真正觉察到。”吴贻弓说这样一部舒缓的文艺片，最后还给上影厂赚了钱，要感谢上世纪80年代的深情，“这是在一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深深的共鸣。”

吴贻弓近影

3、“金爵奖”得来不容易

《城南旧事》不仅获得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还获得了第二届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和1984年第十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思想奖。“那个时候就想，连菲律宾也有电影节了，我们自己还没有，都有点难为情。”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电影蓬勃发展，中国电影也积累到了一定的规模程度，“当时亚洲有三四个电影节。那个时候，我是电影局局长，赵丹、白杨、张瑞芳他们都跑来问我，‘搞不搞，搞一个吧？’”吴贻弓说，从地理位置、国家情况等各个方面来说，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确实需要举办一个电影节，“但是要怎么做？没人知道，只能现学。”于是，他带着一个翻译，两个人跑去德国，钻研柏林电影节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情况，了解它的功能、作用。回来以后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哪些是一定要设立的，哪些是可以合并的。“还去考察了东京电影节，当时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最不容易的，是要给这个刚刚成立的年轻电影节，组织起一个具有足够号召力的评委会。为了邀请到有分量的评委，吴贻弓亲自一个一个地邀请。有些是去面见，有些是打电话发邮件。

妻子张文蓉在一旁补充说，“修电脑的说，他是上海局级干部里第一个自己发邮件的。”在那个“386”的时代，吴贻弓就那样“一指禅”，写着一封又一封邀请信。1993年10月，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如期而至，评委会主席由谢晋担任，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奥立弗·斯通、日本导演大岛渚、中国香港导演徐克、澳大利亚导演保罗·考克斯、俄罗斯导演卡伦·沙赫纳扎洛夫、巴西导演赫克托·巴本科出任国际评委。有20万观众观摩了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167部参赛参展影片和评委个人影片回顾展。电影节还邀请了著名国际影星索菲亚·罗兰、德博拉·拉芬、桃井熏等参加电影节有关活动，一炮打响。“在第二届开始时，我们被定为A类国际电影节，当时谢晋开心得上来就抱住我庆祝，这在我们刚开始创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是不敢想象的。”

中年时的吴贻弓夫妇

采访手记：难得抢答的吴贻弓

我的问题，大多由妻子张文蓉代答，比如吴贻弓在《围城》里扮演陈道明的岳父，台词磕磕绊绊，配音来了十几遍，“当导演的时候所有演员的词儿他都背得出，当演员就一点不行，真是急死人。”比如一届一届筹备、举办、壮大上海电影节的艰难，“一开始那个办公室比我们家厨房还小，里面都是方便面和八宝粥。现在上影节已经20届了，还那么好，真不敢想。”

但只有关于电影本身和感情的事儿，吴贻弓才会抢着说。

忆起许多年前的相识，吴贻弓诗意地回想起，在田埂上第一次看到张文蓉的印象，“她远远走过来，又干净又文气，太合适了。”是演孙桂英合适还是当老婆合适，吴贻弓嘿嘿地说，“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呀。”

讲起1986年要调他去北京工作，他当天辛苦找人“婉拒”。吴贻弓说：“她说一句话最厉害了，她说，‘你去好了，我跟你离婚’，那怎么行？”吴贻弓笑呵呵地说，“我不舍得离开上海和她。”

一起在电脑里翻找资料照片，每一个文件夹，每一张照片吴贻弓都能讲出故事来。但我发现，他跟别人在一起时笑得多少有些拘谨，只有在张文蓉身边才每一张都很灿烂。把这一发现说出来，吴贻弓立马抢答说：“那肯定的，跟她在一起就是舒服。”

我还发现一个叫“文蓉玉照”的文件夹，里面还有张文蓉50多年前伏在道具卡车上去拍戏的黑白照片，就像吴贻弓说的，又干净又文气。

原来，从《李双双》牵手算起，他们在一起，已经56年了。跟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56年。（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