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晨汽车被申请破产重整 负债超过千亿元,财说| 华晨汽车破产重整,牵连多少上市公司?

文 | 萧田

“爱的反义词不是恨，爱的反议词是漠不关心。你不爱了，所以漠不关心了，所以大家的批评和表扬都是对我们的关注和关怀。”

9月17日，在北京车展前举办的媒体沟通会上，华晨集团集团副总裁、新闻发言人齐凯一脸尴尬的答复外界。

自从2018年4月博鳌论坛定调“五年后合资股比开放”。华晨宝马就拉开了外方控制合资车企的序幕——宝马于华晨宝马汽车之股权将由华晨宝马汽车注册资本之50%增至75%。”

“75%股权”意味着华晨将彻底丧失合资板块控制权，一时间，自主业务技术实力与销量业绩多年的衰落，在大型国有车企中排名垫底，“吸血”宝马的华晨成了媒体“关爱”的对象。

自2020年7月开始，华晨汽车集团的多支存续债券大幅下跌，遭遇市场恐慌性抛售；截止今年第一季度末，华晨汽车的负债总额高达1226.75亿元；不仅如此，8月初华晨中华又陷入员工"放假轮休"的风波中......

纪伯伦说：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之愿望的、最渺小的人，而不愿做一个最伟大的无梦想、无愿望的人。

华晨在自主淘汰赛中庸碌无为而沉沦，华晨宝马也已经嬗变为“华沉·保马”。究其根源在于，时代的潮水中企业文化和掌门人的进取之心早已冷却，由昔日披坚执锐、所向披靡的斗士蜕变为甘于分利的“缓惰者”。

企业所有的问题，最终又变成了人的问题。

“东北面包”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东北地区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作为老工业基地自然得到了中央计划经济毫无余力的倾斜。

在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最早、影响最深的地区，拖拉机厂、机床厂、钢铁厂的烟囱日夜不停。

根据老一辈回忆，“每天早上七点多钟，穿着蓝色工装的自行车大军能把整条马路都占满，工厂一打开门就像顿时拧开了水龙头，工人鱼贯而入。”

在此背景之下，1958年，原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副局长赵希友在国营东北公路总局汽车修造厂的基础上成立了沈阳汽车制造厂。当时，沈阳虽然是授意组建了该厂，但是当地已有两家车企，第三家有了更好没有也可以。

但赵希友没有打退堂鼓，他带着修理厂的员工和之前积累的经验，硬是拼拼凑凑出五台“巨龙”牌载货汽车，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巨大轰动。

车造起来和跑起来是两码事。大家嘴上不说都心知肚明。这中间不说隔着十万八千里但也是隔着万米长河。赵希友再次展现出他造车的决心。

80年代，国外考察回来的赵希友向领导建议，把沈阳市所有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汽车厂家组织起来，把行政性工业局改造成汽车托拉斯企业；把生产总成和零部件厂按高度的专业化组织起来生产。

政府看他对造车这件事理解颇深，也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全市97家单兵作战的汽车厂（配件厂）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实体公司——沈阳汽车工业公司，赵希友被任命为沈阳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任后，他率先采用租赁经营，使企业效益大大提高，还被请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介绍企业租赁经营的经验。

1979年，中国最早的十座面包车在这家公司诞生。这辆名为金杯SY622的轻客一年之后年产就达到了1000台，成了全国的销量冠军。

“东北面包”成了走哪儿都能听到的金杯代名词，这也成了华晨金杯与汽车整车工业的第一次交集。自此，共和国长子生产制造汽车的篇章被揭开。

彼时，改革开放的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剧变，用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情景——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对于沈阳汽车公司而言，这种变化不仅来自于汽车行业，也来自企业的经营层面。

1988年5月，由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改制而来的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终于结束了过去近4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

赵希友觉得，员工作为企业名义上的主人还不够，如果职工购买了金杯股票成了企业经济上的主人，这么一来既能给企业筹措资金还能极大的调动员工积极性。

于是两个月后，金杯公司向全社会发行总价值1亿元的优先股票，每股100元。要知道当时还没有证监会，地方单独成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是有风险和胆识的。

凭借这件事，赵希友甚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封面标题是“中国首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家”。

赵希友和职工在一起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客观来说，作为企业家的赵希友具有超前的眼光，他的这些举措也完全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但他生错了地方。

1990年末开始，国家开始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开刀，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东北首当其冲成为最早受到波及的地区，下岗、买断，突然来袭的凄凉疯狂笼罩在每一个东北人头顶上空。

原本打算发布1亿元股票，风风火火搞了一年多，才募集不到3万元，就发展汽车而言，这点钱连销售人员的路费都不够。与此同时，危机正向金杯走来。

1991年，日元剧烈升值，而金杯主打车型海狮汽车99%的零件都是从日本进口，合同上都是日元导致零件成本一天一个价，金杯每个季度连进货的钱都出不起，资金链随时有可能断裂。

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叫仰融的人拉了赵希友一把：“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巿的中国公司。”

华晨和宝马的联姻

关于仰融，这个中国汽车界“教父”般的人物，推动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第一人，但出生神秘，经历也神秘。

有传言说他是退伍老兵，也有人说他是辍学打工仔，还有人说他是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甚至流传过关于仰融名字造假的传闻，众说纷纭，可信可不信。

在后来的采访中，仰融也一直讳莫如深：“华晨出身不好，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不得不迷。华晨经历的一些事，不管别人怎样迷惑，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权力说清楚。”

不管怎样，就是这位谜一样的男子却把金杯汽车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91年，仰融以每股1元的价格，一举收购了金杯股票4600万股。据说那时候是记帐式股票，仰融就把它们装在几十个纸箱里，用飞机运回上海，放在东湖宾馆七号楼地库。从上海财大找了一些学生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一张一张地填名过户。

仰融觉得，国企改革肯定要引进大量的外资，光靠他自己“一个巴掌拍不响”。带着这个想法，在赵希友的引荐下，仰融得到了沈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1992年7月24日，金杯汽车股票作为第一只国企大盘异地股在上交所上市，仰融随即将4600万股股票套现，获得了5亿元的收益，掘到了第一桶金。

也许是第一桶金赚的太过容易，仰融心中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正在勾画和操作中——赴美上市。

早在1991年，仰融就通过其在香港设立的华博财务（华博），和沈阳市政府拥有的金杯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杯汽车），在沈阳市成立了一家生产汽车的合资企业，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金杯客车）。

仰融

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换股游戏后，金杯客车的资产大半装进了在百慕大注册的华晨汽车控股，成了金杯汽车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融资工具。

就在即将上市的1992年9月底，国家体改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时任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突然在会上严肃发问，华晨在美国上市是怎么回事？

国企赴美上市，监管层竟然还是从香港信报的一篇名为《首家中国公司上市美国》的报道得到的消息，此时高层立即作出了批示——

查！彻查！

然而即使这样也没阻挡上市的步伐，华晨汽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发行500万股，当时首次公开募股达到了每股16美元，成功筹集了8000万美元的资金。

在当时，这被认定为非常珍贵的外汇，所以证监会最后不仅没有问责，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还特地表扬了华晨，说这次上市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之后几年里，华晨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岁月。

1995年，华晨作为大股东正式接管金杯客车的管理权，仰融从财务、人员、经销商体系三大块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开除了一批吃闲饭的老员工、在广告中打出车辆售价、将金融业的承兑汇票制度引入汽车业等等。

自1996年起，金杯客车步上金光大道，每年的销售以50％速率增长，连续多年占据轻客市场销量第一；2000年，金杯客车销售额达70亿元人民币，利润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仰融名声大噪。

除了客车，华晨在家用轿车领域先后促成了金杯和通用的合资，接手了三江雷诺，尤其在与河北保定的田野汽车接触中，做出了一项对日后华晨生死攸关的抉择，与宝马联姻。

据称当时宝马的人在沈阳考察的时候，看到华晨厂清一色的德国机械，亲切得不行。心想，宝马国产非华晨莫属！

2001年华晨和宝马正式开始接洽，同年10月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当时宝马国产项目小组的领导人便是仰融。

这一年，一向神秘而低调的仰融，被授予沈阳市“荣誉市民”称号，这年底，在《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中，仰融排名希望集团刘家兄弟和欧亚集团的杨斌之后，位列第三。

然而事业的壮大导致了仰融的过度膨胀，仰融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在企业搞了不少冒进的、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大跃进”动作，一度将公司推到了危险的边缘。

仰融此前经营的政商基础均在“慕马体系”之上，遭此剧变后对辽宁不免忌惮，开始寻求转战他乡，而此时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通行使得他开始将投资战略逐步转向浙江宁波。

而华晨是辽宁龙头企业，也是辽宁省经济的一大支柱，辽宁自然不愿放走华晨。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双方很难达成共识。最后，辽宁方面很轻易地找到了仰融的脉门，将他“踢”了出去。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两鬓发白的仰融向媒体透漏，想去宁波投资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最后的机会

踢走了仰融的华晨元气大伤，华晨汽车的命运也走到了下坡路。期间虽然也历经两代掌门杨宝善和蔺晓刚，但都没有太大起色。直到2006年，这位大连副市长祁玉民的出现，华晨才真正从死亡线上回来。

回忆起刚到华晨的情况，祁玉民心情很悲壮。“来报到的时候，大连和沈阳风雪交加，大雾弥漫，我不能开车去，坐火车去的。”

在路上，他给他姐姐发了一个短信，“我在雨雪交加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单位去从事陌生的工作！”

祁玉民的出场是非常富有感染力和强度的，刚到华晨任董事长的他第一次业绩参加发布会就遭到了香港媒体刻薄的提问：“华晨领导一年变动一次，你准备呆多久？”祁玉民面不改色：我第一个二十三年在山西度过，第二个23年在大连度过，第三个23年在华晨度过。

新官上任，很快就烧起了“三把火”。

祁玉民一夜之间就把华晨公司院里仰融几百万造的山给炸了。面对仰融起诉，他隔空强硬地回应，“政府干预华晨是正常的，为什么不说一汽、二汽也受政府干预呢？”

上任5天，他从银行贷了7个亿，一手挑起了中级车价格大战，不仅将在售的中华尊驰售价下调达4万元，还让原定九月上市的新车型骏捷提前到2月下线，定价为10万元以下。

2006年，华晨旗下汽车销量逾20万辆，同比增长71.4%，其中尊驰和骏捷销售5.8万辆，同比增长545%，华晨一举成为汽车销售增长冠军。次年，华晨实现了历史性的扭亏。

虽然自救的效果立竿见影，但华晨这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很快就迎来了连锁反应。

随着越来越多的自主品牌也加入到价格战中，由于骏捷当时是定位B级车，价格拉低至A级车范围，直接封死了华晨推出A级、A0级车的定价空间，华晨的价格体系岌岌可危。

2009年，华晨汽车开始出现30-40%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曾经无限风光的金杯在此期间被忽视，2009年，微面和商用车市场爆发，金杯却逆势下行，亏损超过16亿元。

在推翻仰融的所有“遗产”后，唯一只留下的就是与宝马的合资项目。祁玉民被迫把希望寄托在会给集团带来利润的宝马身上。

祁玉民曾公开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台车，底盘要是保时捷调教的，外形内饰是意大利设计的，发动机是用宝马的，那它就是辆好车。

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践行的。为了通过宝马来“反哺”自主品牌，换取宝马汽车对合资公司全力支持，祁玉民对宝马的要求尽量满足。从2006年起，华晨宝马的财务、行政、市场、公关等部门的实际控制权逐渐都掌握在了宝马手中。

华晨此举遭到公众和媒体猛批，每次面对公众都能口若悬河的祁玉民却在这时选择保持沉默。

祁玉民没办法给出交代——因为一切都与他的设想背道而驰。

他最初的打算是一方面希望通过华晨宝马获取投资收益，扭转资金颓势，另一方面则希望在合作过程中获得宝马的技术。

但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在中华骏捷之后，华晨错过了汽车的黄金六年，至今未能在轿车市场翻身；而整体耗资26亿打造的高端MPV车型华颂7，上市后也是收获寥寥无几等等。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过去十多年一直未建立起正向研发体系，反而一味乞求合作伙伴宝马汽车集团的“施舍”，一旦没有宝马，华晨汽车也就失去了生存的能力。

市场付出去了，技术一直没有换来。

经过资本市场的闪展腾挪、合资企业委曲求全，多年与市场、与各方的博弈拉锯，虽然也让华晨造就了自己的第一个不可能——仅用8亿元的注册资金撬动发展了一个年销售额1900亿、年利税300亿的东北国企。

但是国产自主品牌已经进入技术立命的时代，什么也没有的华晨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华“沉”还是“保”马？

站上巨人肩膀上的华晨未打赢挺进自主第一阵营的硬仗，躺着赚钱的日子也已经进入倒计时。

与2005年底祁玉民从大连市副市长任上出掌华晨一样，阎秉哲也是由政转商。但与祁玉民不同的是，上任2年来，一把火都没有烧起来。

在祁玉民时代，华晨开发了一款自主高端商务车华颂7，一经推出便饱受调侃这是一款“市面罕见，没有手套箱和隐私玻璃，且与市场脱节”的商务车。即便如此，据说祁玉民也为华颂7开过107次会。

自2018年开始，整个燃油车市场在新能源汽车的冲击之下都出现了负增长，所以2019年的广州车展尤其意义非凡。作为中国排名前十的车企大集团的华晨汽车集团的缺席，被外界解读成：没脸参加。

不管是否存在误读，在公共场合或者官方宣传中也确实很少听到华晨汽车董事长阎秉哲的新闻，他仿佛真的“消失了”。

自2011年以来，华晨宝马每年贡献的净利润占比便高达94.9%至119.6%，也就是说，自2012年开始华晨汽车其它板块便处于亏损状态。

以2019年为例，华晨汽车集团乘用车销量72.18万辆，商用车销量7.86万辆。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华晨宝马销量54.55万辆，占比高达75%。

数据显示，华晨中华品牌今年上半年的销量仅为4300辆，产品份额也是始终保持在0.3%以下，其中多款车型的销量为0。

祁玉民留给阎秉哲的警示亦是以血写就的：

倘若缺乏不破不立、推陈出新的勇气，那么依然无法脱离旧有的窠臼。

华晨宝马越来越成功，是宝马的成功，却没有成为华晨的成功。这把火是不是也该烧烧了？

无论是当年首家在美股上市的国企，还是曾经轻型商用车销量“六连冠”，全中国叫得最响亮、最具神话色彩和市场魅力的品牌，华晨的旧光环已碎是不争的事实。

在一个可以破旧立新的机制中，祁玉民是最有可能打破一切僵局，重新建造华晨的人。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这可能是他的遗憾，也是华晨的遗憾。

如今，新晋掌门还有四年到退休年龄，股比之变也指向了华“沉”·“保”马。囿于合资时代的华晨，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灭亡？这是一个问题。

当华晨宝马十五周年庆典以热烈的氛围燃烧了全场，几乎所有人都浑然不觉，在那个深秋时节沈阳和华晨都已经进入了冰点以下的彻骨严寒。

一切悲欢与起落的演进，都是历史车轮向前碾过的痕印。自来孱弱皆湮灭，惟有强者长留名。华晨的命运，从第一辆华晨宝马的车主扣掉车标开始，便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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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萧田

“爱的反义词不是恨，爱的反议词是漠不关心。你不爱了，所以漠不关心了，所以大家的批评和表扬都是对我们的关注和关怀。”

9月17日，在北京车展前举办的媒体沟通会上，华晨集团集团副总裁、新闻发言人齐凯一脸尴尬的答复外界。

自从2018年4月博鳌论坛定调“五年后合资股比开放”。华晨宝马就拉开了外方控制合资车企的序幕——宝马于华晨宝马汽车之股权将由华晨宝马汽车注册资本之50%增至75%。”

“75%股权”意味着华晨将彻底丧失合资板块控制权，一时间，自主业务技术实力与销量业绩多年的衰落，在大型国有车企中排名垫底，“吸血”宝马的华晨成了媒体“关爱”的对象。

自2020年7月开始，华晨汽车集团的多支存续债券大幅下跌，遭遇市场恐慌性抛售；截止今年第一季度末，华晨汽车的负债总额高达1226.75亿元；不仅如此，8月初华晨中华又陷入员工"放假轮休"的风波中......

纪伯伦说：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之愿望的、最渺小的人，而不愿做一个最伟大的无梦想、无愿望的人。

华晨在自主淘汰赛中庸碌无为而沉沦，华晨宝马也已经嬗变为“华沉·保马”。究其根源在于，时代的潮水中企业文化和掌门人的进取之心早已冷却，由昔日披坚执锐、所向披靡的斗士蜕变为甘于分利的“缓惰者”。

企业所有的问题，最终又变成了人的问题。

“东北面包”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东北地区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作为老工业基地自然得到了中央计划经济毫无余力的倾斜。

在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最早、影响最深的地区，拖拉机厂、机床厂、钢铁厂的烟囱日夜不停。

根据老一辈回忆，“每天早上七点多钟，穿着蓝色工装的自行车大军能把整条马路都占满，工厂一打开门就像顿时拧开了水龙头，工人鱼贯而入。”

在此背景之下，1958年，原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副局长赵希友在国营东北公路总局汽车修造厂的基础上成立了沈阳汽车制造厂。当时，沈阳虽然是授意组建了该厂，但是当地已有两家车企，第三家有了更好没有也可以。

但赵希友没有打退堂鼓，他带着修理厂的员工和之前积累的经验，硬是拼拼凑凑出五台“巨龙”牌载货汽车，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巨大轰动。

车造起来和跑起来是两码事。大家嘴上不说都心知肚明。这中间不说隔着十万八千里但也是隔着万米长河。赵希友再次展现出他造车的决心。

80年代，国外考察回来的赵希友向领导建议，把沈阳市所有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汽车厂家组织起来，把行政性工业局改造成汽车托拉斯企业；把生产总成和零部件厂按高度的专业化组织起来生产。

政府看他对造车这件事理解颇深，也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全市97家单兵作战的汽车厂（配件厂）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实体公司——沈阳汽车工业公司，赵希友被任命为沈阳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任后，他率先采用租赁经营，使企业效益大大提高，还被请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介绍企业租赁经营的经验。

1979年，中国最早的十座面包车在这家公司诞生。这辆名为金杯SY622的轻客一年之后年产就达到了1000台，成了全国的销量冠军。

“东北面包”成了走哪儿都能听到的金杯代名词，这也成了华晨金杯与汽车整车工业的第一次交集。自此，共和国长子生产制造汽车的篇章被揭开。

彼时，改革开放的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剧变，用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情景——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对于沈阳汽车公司而言，这种变化不仅来自于汽车行业，也来自企业的经营层面。

1988年5月，由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改制而来的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终于结束了过去近4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

赵希友觉得，员工作为企业名义上的主人还不够，如果职工购买了金杯股票成了企业经济上的主人，这么一来既能给企业筹措资金还能极大的调动员工积极性。

于是两个月后，金杯公司向全社会发行总价值1亿元的优先股票，每股100元。要知道当时还没有证监会，地方单独成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是有风险和胆识的。

凭借这件事，赵希友甚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封面标题是“中国首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家”。

赵希友和职工在一起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客观来说，作为企业家的赵希友具有超前的眼光，他的这些举措也完全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但他生错了地方。

1990年末开始，国家开始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开刀，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东北首当其冲成为最早受到波及的地区，下岗、买断，突然来袭的凄凉疯狂笼罩在每一个东北人头顶上空。

原本打算发布1亿元股票，风风火火搞了一年多，才募集不到3万元，就发展汽车而言，这点钱连销售人员的路费都不够。与此同时，危机正向金杯走来。

1991年，日元剧烈升值，而金杯主打车型海狮汽车99%的零件都是从日本进口，合同上都是日元导致零件成本一天一个价，金杯每个季度连进货的钱都出不起，资金链随时有可能断裂。

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叫仰融的人拉了赵希友一把：“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巿的中国公司。”

华晨和宝马的联姻

关于仰融，这个中国汽车界“教父”般的人物，推动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第一人，但出生神秘，经历也神秘。

有传言说他是退伍老兵，也有人说他是辍学打工仔，还有人说他是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甚至流传过关于仰融名字造假的传闻，众说纷纭，可信可不信。

在后来的采访中，仰融也一直讳莫如深：“华晨出身不好，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不得不迷。华晨经历的一些事，不管别人怎样迷惑，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权力说清楚。”

不管怎样，就是这位谜一样的男子却把金杯汽车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91年，仰融以每股1元的价格，一举收购了金杯股票4600万股。据说那时候是记帐式股票，仰融就把它们装在几十个纸箱里，用飞机运回上海，放在东湖宾馆七号楼地库。从上海财大找了一些学生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一张一张地填名过户。

仰融觉得，国企改革肯定要引进大量的外资，光靠他自己“一个巴掌拍不响”。带着这个想法，在赵希友的引荐下，仰融得到了沈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1992年7月24日，金杯汽车股票作为第一只国企大盘异地股在上交所上市，仰融随即将4600万股股票套现，获得了5亿元的收益，掘到了第一桶金。

也许是第一桶金赚的太过容易，仰融心中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正在勾画和操作中——赴美上市。

早在1991年，仰融就通过其在香港设立的华博财务（华博），和沈阳市政府拥有的金杯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杯汽车），在沈阳市成立了一家生产汽车的合资企业，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金杯客车）。

仰融

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换股游戏后，金杯客车的资产大半装进了在百慕大注册的华晨汽车控股，成了金杯汽车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融资工具。

就在即将上市的1992年9月底，国家体改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时任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突然在会上严肃发问，华晨在美国上市是怎么回事？

国企赴美上市，监管层竟然还是从香港信报的一篇名为《首家中国公司上市美国》的报道得到的消息，此时高层立即作出了批示——

查！彻查！

然而即使这样也没阻挡上市的步伐，华晨汽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发行500万股，当时首次公开募股达到了每股16美元，成功筹集了8000万美元的资金。

在当时，这被认定为非常珍贵的外汇，所以证监会最后不仅没有问责，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还特地表扬了华晨，说这次上市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之后几年里，华晨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岁月。

1995年，华晨作为大股东正式接管金杯客车的管理权，仰融从财务、人员、经销商体系三大块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开除了一批吃闲饭的老员工、在广告中打出车辆售价、将金融业的承兑汇票制度引入汽车业等等。

自1996年起，金杯客车步上金光大道，每年的销售以50％速率增长，连续多年占据轻客市场销量第一；2000年，金杯客车销售额达70亿元人民币，利润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仰融名声大噪。

除了客车，华晨在家用轿车领域先后促成了金杯和通用的合资，接手了三江雷诺，尤其在与河北保定的田野汽车接触中，做出了一项对日后华晨生死攸关的抉择，与宝马联姻。

据称当时宝马的人在沈阳考察的时候，看到华晨厂清一色的德国机械，亲切得不行。心想，宝马国产非华晨莫属！

2001年华晨和宝马正式开始接洽，同年10月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当时宝马国产项目小组的领导人便是仰融。

这一年，一向神秘而低调的仰融，被授予沈阳市“荣誉市民”称号，这年底，在《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中，仰融排名希望集团刘家兄弟和欧亚集团的杨斌之后，位列第三。

然而事业的壮大导致了仰融的过度膨胀，仰融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在企业搞了不少冒进的、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大跃进”动作，一度将公司推到了危险的边缘。

仰融此前经营的政商基础均在“慕马体系”之上，遭此剧变后对辽宁不免忌惮，开始寻求转战他乡，而此时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通行使得他开始将投资战略逐步转向浙江宁波。

而华晨是辽宁龙头企业，也是辽宁省经济的一大支柱，辽宁自然不愿放走华晨。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双方很难达成共识。最后，辽宁方面很轻易地找到了仰融的脉门，将他“踢”了出去。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两鬓发白的仰融向媒体透漏，想去宁波投资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最后的机会

踢走了仰融的华晨元气大伤，华晨汽车的命运也走到了下坡路。期间虽然也历经两代掌门杨宝善和蔺晓刚，但都没有太大起色。直到2006年，这位大连副市长祁玉民的出现，华晨才真正从死亡线上回来。

回忆起刚到华晨的情况，祁玉民心情很悲壮。“来报到的时候，大连和沈阳风雪交加，大雾弥漫，我不能开车去，坐火车去的。”

在路上，他给他姐姐发了一个短信，“我在雨雪交加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单位去从事陌生的工作！”

祁玉民的出场是非常富有感染力和强度的，刚到华晨任董事长的他第一次业绩参加发布会就遭到了香港媒体刻薄的提问：“华晨领导一年变动一次，你准备呆多久？”祁玉民面不改色：我第一个二十三年在山西度过，第二个23年在大连度过，第三个23年在华晨度过。

新官上任，很快就烧起了“三把火”。

祁玉民一夜之间就把华晨公司院里仰融几百万造的山给炸了。面对仰融起诉，他隔空强硬地回应，“政府干预华晨是正常的，为什么不说一汽、二汽也受政府干预呢？”

上任5天，他从银行贷了7个亿，一手挑起了中级车价格大战，不仅将在售的中华尊驰售价下调达4万元，还让原定九月上市的新车型骏捷提前到2月下线，定价为10万元以下。

2006年，华晨旗下汽车销量逾20万辆，同比增长71.4%，其中尊驰和骏捷销售5.8万辆，同比增长545%，华晨一举成为汽车销售增长冠军。次年，华晨实现了历史性的扭亏。

虽然自救的效果立竿见影，但华晨这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很快就迎来了连锁反应。

随着越来越多的自主品牌也加入到价格战中，由于骏捷当时是定位B级车，价格拉低至A级车范围，直接封死了华晨推出A级、A0级车的定价空间，华晨的价格体系岌岌可危。

2009年，华晨汽车开始出现30-40%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曾经无限风光的金杯在此期间被忽视，2009年，微面和商用车市场爆发，金杯却逆势下行，亏损超过16亿元。

在推翻仰融的所有“遗产”后，唯一只留下的就是与宝马的合资项目。祁玉民被迫把希望寄托在会给集团带来利润的宝马身上。

祁玉民曾公开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台车，底盘要是保时捷调教的，外形内饰是意大利设计的，发动机是用宝马的，那它就是辆好车。

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践行的。为了通过宝马来“反哺”自主品牌，换取宝马汽车对合资公司全力支持，祁玉民对宝马的要求尽量满足。从2006年起，华晨宝马的财务、行政、市场、公关等部门的实际控制权逐渐都掌握在了宝马手中。

华晨此举遭到公众和媒体猛批，每次面对公众都能口若悬河的祁玉民却在这时选择保持沉默。

祁玉民没办法给出交代——因为一切都与他的设想背道而驰。

他最初的打算是一方面希望通过华晨宝马获取投资收益，扭转资金颓势，另一方面则希望在合作过程中获得宝马的技术。

但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在中华骏捷之后，华晨错过了汽车的黄金六年，至今未能在轿车市场翻身；而整体耗资26亿打造的高端MPV车型华颂7，上市后也是收获寥寥无几等等。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过去十多年一直未建立起正向研发体系，反而一味乞求合作伙伴宝马汽车集团的“施舍”，一旦没有宝马，华晨汽车也就失去了生存的能力。

市场付出去了，技术一直没有换来。

经过资本市场的闪展腾挪、合资企业委曲求全，多年与市场、与各方的博弈拉锯，虽然也让华晨造就了自己的第一个不可能——仅用8亿元的注册资金撬动发展了一个年销售额1900亿、年利税300亿的东北国企。

但是国产自主品牌已经进入技术立命的时代，什么也没有的华晨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华“沉”还是“保”马？

站上巨人肩膀上的华晨未打赢挺进自主第一阵营的硬仗，躺着赚钱的日子也已经进入倒计时。

与2005年底祁玉民从大连市副市长任上出掌华晨一样，阎秉哲也是由政转商。但与祁玉民不同的是，上任2年来，一把火都没有烧起来。

在祁玉民时代，华晨开发了一款自主高端商务车华颂7，一经推出便饱受调侃这是一款“市面罕见，没有手套箱和隐私玻璃，且与市场脱节”的商务车。即便如此，据说祁玉民也为华颂7开过107次会。

自2018年开始，整个燃油车市场在新能源汽车的冲击之下都出现了负增长，所以2019年的广州车展尤其意义非凡。作为中国排名前十的车企大集团的华晨汽车集团的缺席，被外界解读成：没脸参加。

不管是否存在误读，在公共场合或者官方宣传中也确实很少听到华晨汽车董事长阎秉哲的新闻，他仿佛真的“消失了”。

自2011年以来，华晨宝马每年贡献的净利润占比便高达94.9%至119.6%，也就是说，自2012年开始华晨汽车其它板块便处于亏损状态。

以2019年为例，华晨汽车集团乘用车销量72.18万辆，商用车销量7.86万辆。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华晨宝马销量54.55万辆，占比高达75%。

数据显示，华晨中华品牌今年上半年的销量仅为4300辆，产品份额也是始终保持在0.3%以下，其中多款车型的销量为0。

祁玉民留给阎秉哲的警示亦是以血写就的：

倘若缺乏不破不立、推陈出新的勇气，那么依然无法脱离旧有的窠臼。

华晨宝马越来越成功，是宝马的成功，却没有成为华晨的成功。这把火是不是也该烧烧了？

无论是当年首家在美股上市的国企，还是曾经轻型商用车销量“六连冠”，全中国叫得最响亮、最具神话色彩和市场魅力的品牌，华晨的旧光环已碎是不争的事实。

在一个可以破旧立新的机制中，祁玉民是最有可能打破一切僵局，重新建造华晨的人。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这可能是他的遗憾，也是华晨的遗憾。

如今，新晋掌门还有四年到退休年龄，股比之变也指向了华“沉”·“保”马。囿于合资时代的华晨，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灭亡？这是一个问题。

当华晨宝马十五周年庆典以热烈的氛围燃烧了全场，几乎所有人都浑然不觉，在那个深秋时节沈阳和华晨都已经进入了冰点以下的彻骨严寒。

一切悲欢与起落的演进，都是历史车轮向前碾过的痕印。自来孱弱皆湮灭，惟有强者长留名。华晨的命运，从第一辆华晨宝马的车主扣掉车标开始，便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