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画林凡个人简介,林凡的画怎么样

在确定对林凡先生进行采访的各项事宜后，我们与他进行了几次电话沟通，交谈间颇为他的亲近和随意所感动。采访当天，我们在约定时间来到林先生工作室，可能是因为前晚沉醉于创作中，先生直到凌晨才休息。在客厅等待几分钟后，先生简单洗漱完便出来接待了我们，虽然未能很好地休息，但先生的精神依旧焕发，谈起过往的事情来，兴致格外的好。经过交流，我们了解到林凡先生为自己的创作定了个“低角度、窄视野、小格局”的标准，因为他坚信“妙在渺小”的法则，认为这样有助于深入挖掘蕴含于小事物、小人物及无名花、草、山、石中的真性灵。这是很独到的见解，做起来肯定不容易，但这种倾向自然受到大众的首肯，可以说这是他人格与画格的一种追求、一种素质、一种品位。

自述成长经历

1931年，我出生在湖南益阳，益阳的桃花源。我的祖上是福建莆田的，祖父叫林文凤，我父亲叫林伯陶，他亲手创办了湖南益阳信义中学，并担任该校首位校长，我从小深得父亲喜爱，所以父亲常常带着还不足学龄的我去学校。如今这所有着“严谨治学”精神的学校已经更名为益阳一中，它依然在为益阳培养着一批批莘莘学子。

1941年，我年仅9岁，父亲就因病去世，母亲独自将我们五个儿女抚养成人，随后又亲手带大六个孙辈儿女。她一生勤勉，克己为人。还记得，17岁以前，我们一共搬了30多次家，年少时的流离状态让我从小就对“渺小”的家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尤其希望找到一处安生之所。

林凡6岁时和父亲林伯陶（右一）及老师们郊游时合影

1942年，我10岁考入信义中学，该校成立抗敌画社，我成为抗敌画社年纪最小的社员

1946年，益阳市学门口举办胡藻斌先生画展，这是钮先铭先生代表国民党政府文宣机构举办的画展。

1947年，在信义中学李伦先生处，我第一次看到《芥子园画传》，其中第二集为《青在堂梅谱》，从这本书中，我获知了一些画梅的初步技法。同年，在旧书肆中，我购得了一本《金冬心题梅诗集》，从而开始学习写梅花诗。

1948年，我从同学家中看到了《华光梅谱》的手抄本，并得到了一个观看同学已故父亲的画梅草稿的机会。后来，我第一次看到《梅花喜神谱》，对闻名已久的这本书有点失望。同年，我第一次听唐天磨先生讲如何画梅。后来赴上海求学，在上海南京西路，第一次参观了一个由多位画家共同举办的“画梅雅集”画展，第一次接触了各种画梅的作品，包括吴昌硕、徐悲鸿、陈之佛以及明代陈录、唐寅、文徵明的作品。

1949年8月，刚满17岁的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除去前面少不更事的10年，剩下的几年算是我真正意义上对湖南留有印象和感情的几年。

1951年，我在湖南省军区被选入《部队生活》编辑部任美术编辑。

1953至1955年，我在广州中南军区（今属南部战略区）任文化干事，这段时间我创作了大量美术作品，艺术水准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插图作品。后来，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时，创作了大量连环画，有《鱼的故事》《黑烟圈的女人》《台湾云雾》《沙漠追匪记》等。

林凡在广州工作时 创作了第一批作品 1952年

1957年春天，我与当时总政歌舞团的独舞演员何健安结婚。

1958年，我住在北京绒线胡同，工作之暇，我经常画画梅。其间，我拜访了于非闇先生，仔细欣赏于先生的画梅之作，从中领悟到了不少画梅的技法。同年，还拜访了田世光先生，欣赏田先生的画梅小品。可不久后，才结婚不到一年的我被打成右派，调到山西太原，从此搁笔达10年之久。

1979年夏，我回到北京，受邀进行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的恢复组建工作，但当时并未恢复我的军籍，所以我经常把身着军装戏称为“装假兵”。那时，一个系只有一张桌子，黄丕星同志坐在正面，我坐在侧面，美术系的筹建工作就在这张小桌子上开始。后来，才调入李隆，调入尚沪生、高泉，调入崔开玺、张钦若、刘天呈，调入刘大为、史国良等……

1981年，由我发起组建的北京工笔画重彩画会成立，我任常务理事，后改任副会长。在55年的艺术生活中，我只干了这么一件组织大型社团的大事。我特别喜欢画工笔画，眼看工笔画创作艰辛，工笔画家境况不好，没有改善，工笔画的振兴，需要团结大家，长期奋斗才行，我很想把大家拢在一起，在工笔画方面做出些成绩！

林凡和工笔画家们成立了当代工笔画学会举办了多次工笔画展

故乡永远是我创作的契机

湖南是一个历史渊源久远的地方，在提到人类文明的时候，我希望可以提到蚩尤，人们总是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其实我们是蚩尤的后代。把长江一带的民族排除在外，实际上蚩尤是九黎之首，土家族、苗族、彝族、壮族等，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包含在内。我们这个地区的传统文化其实并不是中国的正统文化，尤其不是孔孟之道。在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哪一个时期的文化不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缺失历史的真实性。

湖南的文化艺术多元深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很多都是湖南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作。例如，马王堆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具有独立意义的完整的绘画作品，是对权力的一种象征；原刻于湖南省境内南岳衡山岣嵝峰的岣嵝碑在碑刻及书法史上的意义也极为重要；在湖南永州浯溪的碑林，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书刻于96平方米摩崖之上；还有唐朝的欧阳询、怀素，晚清的何绍基等，这些大家都是出现在湖南的。

在湖南省中部新化县、安化县一带（即古梅山区域），自古至今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文明文化形态，似巫似道，尚武崇文，杂糅着人类渔猎、农耕及原始手工业发展的过程，这个就是“梅山文化”。在文化上，我们是独树一帜的，绝对不要认为是一元化。

大家会为这些东西所震惊的。湖南在文化艺术上最有成就的人是少数民族，沈从文和黄永玉，他们是土家族的，土家族是蚩尤的后代。我最佩服黄永玉的是他的鬼气，完全不是正统的搞法，中原地区的艺术是如此表现方式的很少。人民币的设计者周令钊的设计也满是鬼气。陈白一的工笔绘画主要是描绘少数民族的，有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湖南人是很厉害的，湖南人也有他自己的骄傲所在。湖南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门前就有一副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意思是只有我楚地才有人才。湖南也确实出了很多人才，历朝历代也出了很多厉害的角色。

其实，湖南的工笔画在全国来讲还是比较具有实力的。早年的黄永玉在湖南湘西做过一些木匠的活，木匠的一道工序是画线稿，其实也就是工笔画中的白描，黄永玉的木刻线条非常好；周令钊虽然是做设计的，但是他的线条功底也是相当不错的；后来的陈白一父子，在工笔画上的造诣也很不错，陈白一作为当时湖南省美术家协会的主席及第一任湖南省画院的院长，对推广湖南的工笔画艺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年轻一代的还有吴荣光，是现在湖南省工笔画学会的会长，他也坚持在为湖南年轻一辈的工笔画者创造好的机会和条件。

我出生成长的地方——益阳，这里的资水很特别，在湖南湘资沅澧四水中，数资水最为险峻秀丽，终年清澈碧绿。益阳地处资水尾闾，紧依洞庭湖，是一个容纳百川、汇接湖海的去处。洞庭湖是神话的故乡，是以《楚辞》为代表的中国南方文学的发源地，益阳既是洞庭湖神话之乡，同时又受资水上游梅山神秘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典型的楚地巫文化影响的地域。

在益阳这块浓厚楚文化传统下成长起来的我，有一种故乡情结，这情结一直影响着我的情绪与创作，成为我创作的契机。尽管我很早就离乡，在北方几十年，但是故乡的山水人文对我的滋养是我永远也享用不完的盛宴，也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不能取代的。

林凡和画友王憨山、曾景初在一起

写字，作画，哼诗，瞎琢磨……

我是个传统观念很浓的国画家，我把写字和作画看得同等重要，这是受书画同源的影响。事实上，我作画是借了写字的功夫才稍稍成功的。写字那一套运笔的技法：使转、提按、疾徐、顿挫以及间架结体，分行布局，都在作画时用上了。所以，人们往往说我的画笔力遒劲，形式感强，耐看。

我作画慢，老脱不开工笔的路数。而且，我特别强调“意”，强调“意在笔先”，思考得很成熟了才动笔。我作画从来不曾一挥而就，某些时候，想快快地画成一幅画，最后东添西凑，又慢下来了。所以即使在某些笔会上，我也是把一幅半成品带到笔会上去，继续画两下做支应，主要场面是靠书法支撑下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工笔画家很难解脱出来，不能够逸笔草草，挥洒自如的缘故。但近几年，我在这方面有些突破了。

我搞艺术既无体系又无网线，尽管获得过很多人的教益，但没有一个大师是我真正的老师。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孤吹”，就是“破门而入，去看个究竟”——我从接近自然，参观展览，阅读书籍以及深入社会等方面来丰富自己。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考虑怎么才能变个样子，变个角度，变个手法作画。变，需要有韧性，要持之以恒，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使自己的作品能成捆成捆地扔出，产生一种集束炸弹的威慑效用才行，光一颗两颗子弹是无法使人瞠目以对的。

其实，我也曾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创作，集中力量，使之在某一种格局中，能熟练地掌握某种技巧，使艺术日臻成熟。比如说写诗，那就得旧话重提了，“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把火烧掉了我近400首诗词和几十万字的小说稿。当时我可惜得不得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把火也许应该算是大好事。为什么？因为不烧掉，留到现在，就可能会让我丢人现眼了。近10年，我还在写诗，真是苦极了，八句诗能改上十几遍，要么不合律，要么改得合律了又伤筋动骨，削足适履了！

我作为一个年逾80岁的老书画家，写字、作画、作诗是当行的事，应该做好。书画家去琢磨搞园林艺术就像齐白石做木匠活儿，毕加索烧陶瓷一样，是一个艺术家另一方面才智的显现，并不妨碍他在艺术创作上的当行本色的充分显示。我前面说的瞎琢磨，就正是想在艺术设计上搞出些名堂来。

林凡在深圳画展上和陆俨少老先生参观《秋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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