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h的扮演者

奥黛丽·赫本

2019年，为了纪念奥黛丽·赫本诞辰90周年，布鲁塞尔举办了“探索赫本”

（Intimate Audrey）

主题的展览，展出了赫本数百张老照片，以及她生前佩戴的饰品和穿过的衣服，设有小厅播放她主演的电影片段和生前好友的采访纪录片，为市民们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探索”奥黛丽·赫本的机会，带大家探索女神私密世界的另一面。

今天，我们来看看被誉为英国国宝级作家的扎迪·史密斯是如何剖析女神的。在扎迪·史密斯出版的第一本随笔集《改变思想》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版）

中，扎迪·史密斯用二十余篇字字闪光的思想随笔，回溯了对自我的寻找过程，无论阅读或观影，文学或电影，都构成、丰富和助推了扎迪对自我的认知，她的写作也由此出发，如影随形，并逐渐走向一个身份交杂又独立的扎迪式写作：为什么卡夫卡总是喜欢在凌晨3点写作？英国杰出女作家乔治·艾洛特的人生经历，如何影响她后来的写作风格？其中剖析的角色包含：奥巴马、凯瑟琳·赫本、卡夫卡、意大利女星安娜玛格纳尼、美国著名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等。

作为英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扎迪·史密斯认为自己是写作中的微观管理者，怀疑自己永远无法跟《白牙》达成和解；认为广泛阅读好比均衡饮食——读完肥腻的福斯特·华莱士，就需要来点卡夫卡充当粗粮；《他们眼望上苍》令扎迪对自己的“黑人性”首次做出私人回应，她在潜意识中怀疑自己是个悲惨的黑白混血，被自豪和羞愧的情感撕扯着；作为纳博科夫虔诚的读者，她读了六遍《普宁》，不断修正着自己的阅读方式并对写作这一行为进行重构……

和很多人所说的一样，在扎迪·史密斯看来，奥黛丽·赫本在银幕上塑造的女性，以及她的本色形象，如今仍是扎迪的理想楷模。顺着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赫本的人生历程，扎迪·史密斯深度剖析了赫本对她人生带来的影响。在《赫本：本色明星》一文中，扎迪·史密斯写到，用“后无来者”、“苍穹中最耀眼的星”之类的废话来形容赫本，足以令所有陈词滥调变得高贵。因为，这些话语用在赫本身上，都是真的。

《改变思想》，扎迪·史密斯著，金鑫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版

赫本：本色明星

原文作者 | 扎迪·史密斯

整理 | 吴鑫

凯瑟琳·赫本是主演我最喜爱的电影——《费城故事》——的明星。她还演过好多让我能安心看完的电影，让我不至于朝银幕丢东西或是昏昏睡去。在凯瑟琳·赫本息影之后的二十年里，能成功塑造我们再熟悉不过却又不同寻常的人物

（我们的母亲、姐妹、妻子、情人、女儿）

的女星日渐稀少。正因如此，凯瑟琳·赫本留下的财富也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弥足珍贵。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赫本。我少年时的卧室，犹如为好莱坞黄金时代而建的神殿，有半面墙是专门为她留的。在加里·格兰特、吉米·斯图尔特、唐纳德·奥康纳、艾娃·加德纳等明星的照片里，唯有赫本女士——一副盛气凌人的王者风范、一头红发

（不过在公开的照片里，这一点往往被掩饰起来）

——坐在高高的天花板檐上，像圣母俯瞰地位较低的圣徒一般。我在太多时间里，担心她的健康问题，并一再让父亲

（他也是赫本的影迷，只比她小十八岁）

向我保证，她会比我们所有人都长寿。当她安然无恙地步入八旬高龄，我多少相信，她会长生不老的。

或许是因为她早早步入了我的生活，她给我带来的影响远远胜过任何一位影星，而我对此始终心怀感激。她在银幕上塑造的女性，以及她的本色形象，如今仍是我理想的楷模，还有她在《费城故事》里偶然说出的一句台词，在我每次提笔写作时，都像北极星般指引着我：“永远别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别人！”这句台词出自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的手笔，但话里流露出的对人的个性和美的肯定，百分之百是赫本的风格。

那部电影里的问题是阶级差异；赫本饰演的崔茜·罗德试图让抱有阶级意识的吉米·斯图尔特相信，正如荣誉感并非富人所独有，美德也不是工人的专利。同样，赫本以她在好莱坞独特而真实的观念立场，祛除了美国人的一些陈腐、令人压抑的成见。每当好莱坞自以为它了解女性、黑人、知识分子或“性感”是怎么回事，赫本就拍一部电影，扭转公众观念，让人们见识一些无法简单理解的非凡特质。有时他们喜欢，但更多时候——特别是早期——他们不喜欢。

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1975—) ，英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被权威杂志《Granta》选为20位最佳青年作家之一。2000年，处女作《白牙》使她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文坛巨星，此书甫一出版便荣获惠特布莱德图书奖、布莱克纪念奖、英联邦作家处女作奖、《卫报》最佳处女作奖、法兰克福电子书最佳小说奖；2005年，作品《关于美》入围布克奖决选，并在2006年获得橘子图书奖。《改变思想》作为第一本随笔集，展现了其丰富幽深的内心世界，赢得了诸多好评。

赫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决不让步。当大卫·奥·塞尔兹尼克告诉她，因他“看不出白瑞德会追求你十年”而不让她演郝思嘉时，她傲慢地对他说：“有些人对性吸引力的看法跟你不同”，然后冲出了他的办公室。赫本从不考虑改变自己去适应好莱坞；应该是好莱坞改变自己适应赫本才对。

她的倔脾气可以追溯到她在美国东海岸长大的经历：身为新教徒、勤奋努力、热爱运动、才智过人、追求自由却又严谨苛刻。洗冷水浴是她童年的家常便饭。赫本说，她的家人“让她懂得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个道理”，这很符合她的银幕形象留给我们的印象；她从不放纵，历来务实；有的放矢。倘若艾娃·加德纳是在大浴缸里洗泡泡浴，那么赫本就是在康涅狄格州的寒风里，站在一桶冰水里。

赫本将自己所有的良好品德归功于自己的童年，她总把父母生活和相处的方式视为自己效仿的典范。她母亲凯瑟琳·玛莎·霍顿，人称基特，是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早年毕业于美国布林茅尔学院，它是首批授予女性博士学位的院校之一。她是潘克赫斯特夫人dk的朋友，还曾担任康涅狄格州妇女参政权协会会长，后来还成为计划生育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尽管她育有三儿三女。

她的丈夫托马斯·诺弗尔·赫本医生，祖先可以追溯到詹姆斯·赫本，博思韦尔伯爵和苏格兰玛丽女王的第三任丈夫

（赫本曾于1936年在电影中扮演落魄的玛丽女王，后来她发现，脾气火暴的伊丽莎白更适合她扮演）

。赫本从他那儿继承了发色和家里的昵称“红顶草”，对各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以及对女性受到种种制约的不解。赫本医生对儿女一视同仁，让儿女都玩触身式橄榄球，学习摔跤、游泳和帆船，他还鼓励他们逐步意识到，智力和活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无男女之分。赫本的父亲恰好是赫本欣赏的那类男人：“有些男性富有活力，有些男性善于思考，如果能将二者结合起来，那么，就完美无缺了——这样的人就像我爸一样了。”

凯瑟琳·赫本生于1907年，比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汤姆小两岁，她从小就是个快活、爱爬树、穿裤装的假小子，她喜欢哥哥，却不善于跟家庭以外的人交往。她十二岁那年，发生了一场悲剧，改变了她的人生，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她成为日后那位女演员。在一次去美国的途中，凯瑟琳和汤姆一起看了戏剧《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剧中有一场绞刑戏。第二天早上，凯瑟琳去哥哥的房间叫他起床时，发现哥哥竟用床单自缢在屋椽上，已经死了五个小时。他才十五岁。

赫本父母双方的家族都发生过自杀事件，但她父亲始终相信，这是儿子搞惊险表演时失了手。无论如何，哥哥的离世深深刺激了赫本。她开始尝试着模仿哥哥的许多个性，希望在某些方面能取代哥哥的位置；她会说起去耶鲁学医，这正是哥哥原先的计划，她还积极参加他喜欢的各项体育运动——高尔夫、网球和潜水。

她没有真正的学习天分，未能进入耶鲁求学，而是勉强通过了布林茅尔学院的入学考试，追随了母亲的脚步。人们常常觉得这所学校不乏势利作风和女才子气息，对它倍加奚落，赫本在这所学校开始从事表演，而且她也是从这里开始——正如日后的评论者抱怨的那样——学到了那种叫人难以置信的口音，那种“布林茅尔式的鼻音腔调”，英伦腔的元音发音，与美国人屈尊俯就的高傲口吻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她的阶级出身以及暧昧不明的女性气质，对其日后的银幕形象颇为重要，也正是因为这些特别之处，她才会在十年间的多数时间里，成为“票房毒药”。塞尔兹尼克不愿让她扮演郝思嘉，显然是针对她的体貌来说的，我们不妨从这里开始说起。她那位了不起的情人斯宾塞·特雷西曾这样说过：“她身上没有多少肉，不过她身上有的，都是精华。”

确实如此，赫本身材苗条却不骨感，浑身上下仿佛是一整块肌肉，胸部并不丰满，但从后面看，身段非常优美。她能像任何好莱坞小明星一样，成功地诠释礼服，可要是你看到她穿着宽松长裤和洁白、硬挺的衬衣，你的心跳几乎都要停止了。她的面孔像猫，却不显轻浮，她颧骨微凸，但嘴唇丰满盈润。她的眼睛——说到底，没有哪个电影明星靠的不是她的眼睛——以聪颖、热切的眼神望向远处，这种目光正是总统们希望拥有却鲜有企及的。

她的鼻子更成问题。有人觉得她的鼻子显得高贵而活泼，但对许多人来说，它显得过于高雅、顽皮和高傲。她早年拍摄的一些电影中，百分之七十几的表演都是挺着鼻子扬着脸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值大萧条时期，人们不愿被镜头里如此笔直而严厉的鼻子上方的目光所注视。他们不怎么喜欢她在《克里斯托弗·斯特朗》

（1933）

中饰演的杰出女飞行员，更不喜欢她在《烈性女子》

（1934）

中扮演的那个目不识丁的山村姑娘。

不过要让观众真正讨厌你，你或许得在整部电影中，都以男性装扮示人，还要让布赖恩·艾亨——在你依旧身着男装的时候——爱上你，还要让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你的时候，不知为何会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赫本在失败的易装喜剧片《西尔维娅·斯卡利特》

（1935）

里就是这样做的。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观众没什么心情欣赏莎剧式的情节，他们有其他事需要劳神，不愿多想身着绿绒面革的凯瑟琳·赫本搞同性恋的可能性。《时代》杂志借机指出：“《塞莉娅·斯卡利特》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凯瑟琳·赫本的男装形象要比她本人好看。”

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拍过不少票房大作，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小妇人》，她在片中饰演最了不起、最能给人代入感，也最美丽的乔·马奇，她对这一角色的诠释可谓空前绝后。不过此时她只是在票房大作中扮演出彩的角色——还不能独自扛起整部电影。赫本在片场的率性作风，也没有给她帮上什么忙，这些行为被各家杂志派来调查这位潜力新星的洛杉矶八卦专栏作者注意到，他们说了不少闲话。制片厂向他们宣传的是，赫本是一位一头红发、东海岸出身、上流社会的女神，所以当他们发现一个不化妆的女人穿着工装裤，在各个电影场景间昂首阔步时，难免有些惊讶。雷电华电影公司的公关部建议她不要再穿工装裤，被她一口拒绝。

翌日，她发现那条工装裤从化妆间里消失了，于是她只穿着衬裤，在片场来回走动，直到他们把工装裤还给她为止。还有一次，她在记者面前否认自己结过婚

（她结过，但时间很短，对方是勒德洛·奥格登·史密斯，她在学院舞会上认识的一名男子）

，记者们问她是否育有儿女，她回答道：“有，两个白人孩子和三个黑人孩子。”

就在这段时间前后，赫本决定重返舞台，出演一部名为《湖区》的剧作，她受到多萝西·帕克有些刻毒的贬低：“凯瑟琳·赫本的情感范围只有从A到B而已。”说起来，这一评价倒也中肯—赫本还不能超越自我的极限。但她像所有黄金时期的演员一样，成功地看出银幕表演跟舞台表演相反，无须拓展什么范围。

现如今，人们欣赏全才型演员，他们凭借多样的口音和保持下巴前探、用下唇包住上唇的怪相，既能扮演严重残疾的人，也能扮演英雄人物和风流人物—这对博加特、格兰特、斯图尔特，或者对赫本来说，都毫无意义。赫本或多或少，正是通过在后来的电影生涯中不断学习扮演自己，才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银幕偶像和电影女神。

《生活》杂志曾这样评价《费城故事》：“当凯瑟琳·赫本开始本色出演凯瑟琳·赫本自己时，委实令人瞩目，无人能及。”我现在写道，我想不出，世上有什么乐趣，能胜过看到她穿着晨衣，被吉米·斯图尔特搂在怀里，醉醺醺地唱着《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这姑娘有很多过人之处，但她不是唱歌的料）

。

那部电影里还有一句台词，对赫本来说，或许至关重要。她即将抛弃的未婚夫乔治·基特里奇

（约翰·霍华德饰）

抱怨道：“丈夫希望妻子注意言行举止，这很自然。”她的前夫C·K·德克斯特·海文

（加里·格兰特饰）

作了纠正：“言行举止能自然。”句子的重点随着逗号的消失而转移，我们也随之发现，赫本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喜剧片中，变得更有女人味了，这可以说是奇迹。

赫本在三十六岁时，与斯宾塞·特雷西合拍了她的第一部喜剧片，她在《小姑独处》

（1942）

中的表现，驳斥了女性在十六到二十五岁最美这一当代最大的谎言。只说当年的她正处于全盛时期，尚且不够。她是一位自然地展现本色的女人，她没有畏惧和羞愧，对自己的才能信心十足。赫本和特雷西在对手戏中上演的较量和悖论，跟他们在生活中所要面对的问题一样：如何驯服一股强烈的激情，而不用一方向另一方彻底臣服。这让《小姑独处》《亚当的肋骨》

（1949）

以及《帕特和麦克》

（1952）

听起来枯燥无味——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

《亚当的肋骨》对性别战争这一主题的展现，既诙谐又尖刻——我是说，简直尖利入骨——我跟两位恋人看过这部电影，两次都是看完之后，分房而睡。平等婚姻中的竞争问题，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看得你如坐针毡。你能想起，赫本和特雷西饰演两名律师，他们就同一起案件上演了一场唇枪舌剑的攻防大战。一天晚上，经历了法庭上漫长的一天之后，特雷西在赫本屁股上友好地拍了一下

（他在给她按摩）

，引出了一段无与伦比的对话：

特雷西：什么，你现在不想按摩？你怎么啦—就因为我拍了你一小下，你心里不痛快？

赫本：你是故意的，对吗？

特雷西：为什么这么问，不是啊……

赫本：就是，你就是故意的，我能分辨出来……那一巴掌很用力！

特雷西：唉，好啦……好啦……

赫本：不，我还不确定，我还不确定自己愿意……遭受典型的男性本能攻击行为！

特雷西：哎呀，你冷静一点……

赫本：我感觉，你不但是故意的，你还觉得自己有权利那样做！我看得出来！

特雷西：你在身后装了什么？雷达装置？

哦，去把它租回来看吧。

虽然我特别容易被凯瑟琳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表演打动，但在她的演艺生涯里，她在每个十年，都会有令人叹服的演出。她始终保持着奥斯卡提名的记录，直至梅丽尔击败她为止，每个赫本迷都会记得《夏日痴魂》

（1959）

里的那场恐怖戏，尽管赫本既看不起这部电影，也看不上她在片场的待遇—在电影拍摄的最后一天，她往导演脸上吐口水。

此外，赫本在《非洲女王号》

（1951）

中与汉弗莱·鲍嘉堪称天作之合的合作，绝不亚于她跟特雷西的联袂演出。赫本在鲍嘉身上，看到了她所喜爱的、父亲身上长于行动的一面，而鲍嘉发现，赫本跟他妻子芭考尔一样胆大妄为。芭考尔曾尾随他们，去了人迹罕至、虫子肆虐的拍摄地点，据说她在报上看到丈夫与合作的女星如此登对的照片，有些放心不下。

其实，她不必如此担心：赫本对特雷西的爱如今已经成了传奇，如今我又一次想起，自己小时候所向往的浪漫爱情，就是他们那样的，赫本在特雷西弥留之际，仍每天守护在他的床边。他们始终没有结婚，因为他已经结了婚，作为天主教徒和有妻室的人，特雷西始终没有离婚。他妻子被迫在全世界面前承认，他们的婚外情闪光不朽，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扼腕叹息。特雷西声称：“我的妻子和凯瑟琳喜欢顺其自然。”这话是真是假，只有他们三个清楚，从未对外公布。

特雷西和赫本最后一次合演的《猜猜谁来吃晚餐》

（1967）

，是我看的第一部赫本演的电影，那时我才五岁，母亲在一旁不断评论着西德尼·波蒂埃的完美身材。这部电影有些感情用事，不过这种政治的和个人的感情用事，起码是真诚的；我绞尽脑汁地去想，还有哪部电影如此真实。

长期酗酒的特雷西，在拍摄期间就已经命不久矣，当他说出最后一句台词“只要他们对对方的感情能有我们的一半，那就够了”时，赫本真的哭了。六个月后，他去世了。他们双双获得奥斯卡提名，当她听说自己再次获奖时

（赫本没有出席典礼；她四次荣获奥斯卡奖，一次也没有领过）

，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问题是“斯宾塞也获奖了吗？”他没有，但她认为，这是两人共同荣获的奖项。

赫本年轻时很有活力，总是执意亲自完成特技镜头，年老力衰令她感到深恶痛绝。她从不像容颜失色的小明星那样，觉得自己完了

（其实她的美貌从未褪去）

，却常常因为无法完成原本轻而易举的事而倍感沮丧。有一次，因为不得不请一名二十四岁的特技替身演员替她骑自行车，她沮丧地哭了起来。

当时，赫本已有七十二岁高龄。就在两天前，她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九十六岁。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感到惊讶，但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当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潸然泪下，同时也觉得，自己哭得有些荒谬。你怎么会为素未谋面的人哭泣呢？两年前，我曾去布赖恩特公园，看大银幕上放映的《费城故事》。时值炎热的七月，白天我和弟弟一直在动物园里看企鹅展

（当时我们的住处没有空调）

，后来我们听说，这部电影——我最喜欢的电影——要搞露天放映，便冲向了市中心。

我们到得太晚，已经没有座位了。我从未见过这般拥挤的景象。我们正闷闷不乐地寻找矮墙来坐，突然有两个可恶的傻瓜，两个白痴，改变了主意，让出了他们的第二排座位。我们的激动之情简直难以言喻。这时，大喇叭里传来消息：当晚，赫本生病了—我感到透不过气来，我是说，真的透不过气来——但没有大碍——欣慰的叹息——她已经出院，并祝我们大家都好。我们欢呼起来！然后电影开演了，我每次都能提前说出台词，弟弟叫我闭嘴。但这么干的人不止我一个。当凯瑟琳对吉米·斯图尔特耳语：“把我放进你的口袋吧，迈克！”上千人跟她一起悄声细语。这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电影之夜。

我在少年时代，常常会独自操办悲伤的小型葬礼。我为弗雷德·阿斯泰尔办过葬礼，也为贝蒂·戴维斯和加里·格兰特办过。在这些场合，我会在自己屋里点燃蜡烛，哭上一阵，在墙上照片的右上角画个小十字架。不过这次，我没那么疯疯傻傻，我打算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欣赏赫本主演的每一部电影和纪录片，这些作品无疑为电视屏幕增添了光彩。我强烈建议你尽可能地多看。

她是最后一位巨星，绝对是最后一位，我的上帝，我会怀念重看《亚当的肋骨》时，得知她依然健在，依然住在东四十九大街的那栋褐砂石建筑里，神采不减当年时，兴奋得几欲战栗的感觉。人们为大众艺术家的去世，由衷地感到难过——狄更斯和瓦伦蒂诺出殡时，曾有数千人跟在棺材后面——这只是对他们带来的快乐，理应给予的回报而已，而且这种回报永远都不嫌多。不论是以何种媒介见长的艺术家，很少有人能像神圣的H女士这样，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快乐。

事实上，这份快乐的分量，足以令所有陈词滥调变得高贵，我真希望能在讣闻上读到“后无来者”、“苍穹中最耀眼的星”之类的废话，因为这一次，它们都是真的。

整理：吴鑫

编辑：罗东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