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横与游兆扮演者

王双怀 马家骏

司马迁不仅在史学和文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而且对“天学”也有杰出的贡献。作为“太史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天官书》，还写了《律书》和《历书》；既对天文学进行了专门论述，也涉及了与天学有关的律历法则。因此，可以说，司马迁是位不同于古代只管占星问卜的星象学家，或专向帝王讲气数的术士，而是一位有实际科学知识的“天学”家。

一、 撰写第一部传世的“天学”著作

殷墟甲骨和《尚书》、《诗经》上，曾涉及不少天文知识，表明中国天学源远流长，但那些材料并不系统，不是专门的天学著作。战国时，魏人石申著《天文》８卷，齐人甘德著《天文星占》８卷，可算是专门的天学著作，但均早已失传，只有司马迁、班固和瞿坛悉达引用过片断。看来，中国天文学史上流传下最早最完整的专门著作， 就该算《史记》中的《天官书》等几篇了。可以说，司马迁是最早拥有完整著作的天学家。

外国天文学当然也有它不可磨灭的成就。古代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希腊在天文、历法方面皆有创造，但提出种种宇宙构成学说的不管是德

谟克利特或毕达哥拉斯，还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都是发议论的哲学家，而无专门天文著作传世。到了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学派的许多人，通过观测天象，亦有一些创见。但都不能同司马迁相比。唯有司马迁的同代人伊巴谷是位佼佼者，他写过不少天文学著作，可惜，除了《阿拉图注疏》外，都已失传。公元二世纪，托勒玫写成《天文学大成》13卷，这算是西方流传下来的最早最系统的天学专著，影响了整个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但是， 托勒玫比之司马迁晚了三四百年，也是不能与司马迁相比的。很显然，司马迁《史记》中的几种天学著作，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系统的天学专著之一。可以说，司马迁是世界天学史上站在最前列的巨人之一。

我国古代记载历史，从《尚书》到《春秋》，从《国语》到《国策》，都以记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人文现象为主，偶有天象异变、自然灾害的记载，也只是作为时运兴衰的征兆和效应而已。但，从司马迁开始，便将天、地、人都加以专门论述。于是，这种不但“究人”，还要专门“究天”就成了中国史书的一个传统。以后，自《汉书》以降，都要专门写《天文志》、《地理志》。班固《汉书·天文志》的前半段，几乎一字不差地

全文抄袭《史记·天官书》。司马迁是天学史上后人师法的一代宗师。

二、 提出便于观测天象的“五宫”学说

司马迁对天学的杰出贡献，首先是他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代天学的优秀传统，把空间与时间结合起来划分星空，创立“五宫”学说，为后人观测天象提供了比较科学的依据。

朔夜晴空，满天繁星，最惹人注意。天空好比一本书，满天星犹如一个个的字，不认识每个星的名字，就是一个好比文盲的天盲。因此，认识恒星，识别它们相互间的位置与关系，是察乎天象的基础，是天文学家最重视的事。对恒星认识的深度与广度，标志着一个民族天文学发达的程度。中国古代对宇宙和恒星的认识，是把空间与时间联系起来进行的。“古往今来谓之宇，上下四方谓之宙”。可见宇宙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这是很辩证的。《尚书·尧典》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意思是说：黄昏时正南方是鸟星(αHya,星宿一)，那就是春季第二月，此时，昼夜平分，一样长；黄昏时大火(αSco，心宿二)在正南方， 便是夏季第二个月，那时，昼长夜短；秋季第二个月，昼夜又相等，那黄昏正南方，则是虚星(βEqu,虚宿一)；黄昏正南方是昴星(23Tau，昴宿一)，那时，夜长昼短，是冬季的第二个月。 这种依季节变化认准标志性的恒星的办法，是中国古代文化人的一大创造。恒星是占有空间的客观存在，而时间又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对宇宙星空的认识符合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相形之下，西方天文学史上，最早认识恒星世界，除去把黄道十二宫作为日月五星运行的背景之外，是就空间认识空间的。

司马迁杰出的地方在于，他广泛吸收了先秦天学的成就，并给以创造性的发展。如果说西方人把“恒星天”视为一个整体球面的话，那么，司马迁则是结合时间和北半球观察位置所得的宇宙空间分析性地把星空划分为若干宫。这种划分是与中国古代的思维体系密不可分的。将天空划分为“宫”，一宫中又有若干星官，显然是封建社会政体观念的反映，这与西方天文学上用希腊神话命名星座的办法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各种星座之间没有联接关系，不似中国星官的领属关系密切。这大概是西方个人意识与中国集体意识的区别造成的吧。中国古代思维中，二仪、四象、五行起着指导的作用，或者说，总爱把各种事物纳入到这种体系与模式中，事物的划分总要与这种模式相对应。如五脏、五榖、五色、五虫、五方、五星、五乐、五官、五岳等等，皆为两两对应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司马迁也把星空分为五宫。

司马迁所划分的“五宫”即“中宫天极星”、“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五方星空。按理说，古代观星者看到的只能是北半球的星空， 司马迁行万里路，也走不到南半球去。北半球的星空，也只有一半是夜晚可以看到的(还有一半，在白天看不到)。而夜晚看到的星空是运动的，不但日夜间在运动，而且季节不同， 星空图景不同，也是运动的。这同我们的视觉所看到头顶的中天及面南、背北、左东、右西的静止方位不同。明明“天极”在北方地平线上34度半(以西安纬度为准)，司马迁却称之为“中宫”，其它“宫”的位置也不固定在东西南北四面，如“北宫玄武”，我们秋天看它，是在南方，又何以称为“东宫”、“南宫”、“西宫”、“北宫”呢？这只有与时间概念结合，方可弄得清楚。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出司马迁的创造性。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五方”（中、东、南、西、北）、“五宫”（天极、苍龙、朱鸟、咸池、玄武）、“四象”（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季”（春、夏、秋、冬）、“五行”（土、木、火、金、水）和“五色”（黄、青、赤、白、黑）及其对应关系。这里，五行、五色只是对应参照，关键在四季与中宫之外的四宫的关系。除去今天到二千多年前司马迁时代的岁差暂时不计外，可以看到，这里的东南西北的空间位置是与春夏秋冬的时间密切相关的。春是一年之始，斗柄回寅，万象皆春。在春天的黄昏，去观察地平线的星象(假设北极星在赤道中天)，则会发现面南背北时，刚好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实际玄武在北方地平线以下)。《尧典》说仲春黄昏时，正南方是鸟星( 即朱雀标志)；《史记》则解释为：春天黄昏时苍龙在东方，即天蝎星座升出地平线。二者观察的是同一景象，方式一致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不同的是《尧典》用一颗明星来标志时间季节，而司马迁进一步发展成：以时间作标尺，把整个星空划分成五宫。这种划分有利于把握天空中各星官(星座 ) 的方位和出现的季节。比之于西方天文学把星座视为无方位、无关系的单位，无秩序地给以神话名字，或其他形象称呼要高明了许多。

三、 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学体系

司马迁对星空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划分，为人们认识星空、观察天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全面考察了宇宙的存在与发展，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学体系。

宇宙既然以空间与时间形式标志着存在与运动，那么在观象(空间)授时(时间)的时代，人们的目的就不仅仅在于天象本身，而在天象运动所形成的时间。天文台历来是授时台。最标准的日历与钟表，是天球的旋转。能够使古人把握时间的是在恒星图象背景上的日月五星的运动。因之，对行星的观侧(古人以地为中心，看太阳也是朝升暮落的运动着)，是确定时间的关键。人们习惯上把太阳系在银河中的平面，称之为“黄道”。日月五星都在黄道上运动着。除了内行星水星、金星不过中天即到不了人们头顶上之外，其他的都是由西向东的挪动着(不是每天的由东向西的升降)。其中最显眼的是：太阳挪动一圈(从冬至到再一个冬至)，寒暑轮回一遍，即是一年。月亮从朔日到朔日挪动一圈，是阴历的一个月。木星挪动一圈大致在十二年左右，土星挪动一圈大致二十八年左右。于是人们把日月五星行动的背景星空图象，分成若干份或区域。外国天文学有黄道十二宫的分法，中国有十二次(辰)、二十八宿等分法。种种分法，依据的是日月星的运行。肉眼看到：日行一周为一天，日行周天为一年。日最低时为冬至，昼最短夜最长；日最高时为夏至，夜最短昼最长。昼夜长短相等为春分、秋分。这个“四仲”不但用眼可以看到，而且用身体也可以感到温、炎、凉、寒的区别。又看到：月有朔望与盈亏。大体上月一天行一舍，这和土星一岁行一舍不谋而合，故有二十八宿之分。二十八宿与四仲、四方、四象结合得到归纳。木星是过中天的行星中最亮的一颗，它运行一周约十二年。每年它行一次，走一辰。古代用星岁纪年，后改用干支纪年。如果说西方天文学对黄道的分法，只是一个简单的十二宫的处理的话，那么，中国的就复杂一些了。《史记·律书》说：“《书》曰七正，二十八舍。”又说：“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意思是说：日月五星行于二十八舍(宿)，其十干十二支合于如钟吕般的规律。司马迁把各种称呼与规律作了综合。《史记·历书》说的“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与《史记·天官书》说的：“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于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以及“斗，江、湖。牵女、婺女，扬州”等等结合起来读，便可知，他把星、岁、支、宿、次、地理、乐律全融合成一个洋洋大观的、天、地、人合一的严整体系。这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也是外国人难以想象的，更是后人读来感到艰涩的。为便于理解，兹综合列表如下：

岁 名

雄 雌

岁阴

左行

太岁

所在

岁星右转在

十二 十二 二十 月

辰 次 八宿 份

年 名 分

或

石氏星

经名称 野

乐 律

月 钟

份 律

甲 焉逢 摄提格

寅

丑 星纪 斗牛 正

监德 江湖

十二 大吕

乙 端蒙 单阏、蝉焉

亶安

卯

子 玄枵 女虚 二

天鼋 危

降入 扬青

十一 黄钟

丙 游兆 执徐

辰

亥 娵訾 室壁 三

豕韦

青章 并

十 应钟

丁 梧 大荒落、大

荒骆、大芒落

巳

戌 降娄 奎娄 四

跰踵 徐

九 无射

戊 徒维 敦牂

午

酉 大梁 胃昴 五

毕

开明 冀

（启明）

八 南吕

己 祝犁 协洽、叶洽

未

申 实沈 觜参 六

长列 益

（长烈）

七 夷则

庚 商横 涒滩、涒叹

芮汉

申

未 敦首 井鬼 七

大音 雍

（大晋）

六 林钟

辛 昭阳 作鄂、作噩

作詻

酉

午 敦火 柳星 八

张

长壬 三河

五 蕤宾

壬 横艾 阉茂、掩茂

淹茂

戌

巳 敦尾 翼轸 九

天睢 荆

四 中吕

癸 尚章 大渊献

亥

辰 寿星 角亢 十

大章 兖

（天皇）

三 姑洗

焉逢 困敦

子

卯 大火 氐房 冬

心

天泉 豫

（天宗）

二 夹钟

端蒙 赤奋若

丑

寅 析木 尾箕 腊

天皓 幽

（天昊）

正 泰簇

这个表是依太初元年起的天象定的，(即按《史记》记载而制)不是2100年后，岁差二宫的今天的天象可以印证的，这要事先说明，否则十二子就差远了(如，今天的冬至点在天蝎，而当时在魔羯)。表中在年名前属天文学、历法学；分野属地理学，乐律属音乐学。 司马迁是把天人合一、天地照应，空间(天、地)、时间(年、月)、声律三维甚至多维思惟模式融合在一体。按现在的话说：司马迁全方位、多角度、多维的、综合的认识了宇宙的存在与发展。这比西方黄道十二宫的单向观察确为复杂之至了。

杜升云先生在《司马迁的天文学成就及思想》中说：“《天官书》中的岁名颇为古怪，但是采用这些岁名避免了记年、记日和记时辰都用十二地支的混乱。这些名称可能是星占家们故弄玄虚的产物，也可能是转引自少数民族用语。”占星学弄玄虚为什么是弄出这些名称呢? 为什么同一个“玄虚”有几个写法(如“作鄂”、“作噩”、“作詻”)? 它们是同一人弄的玄虚，还是三个占星家先后或同时弄的玄虚?而这三个“玄虚”为何音同或音近似呢?“故弄玄虚”与“少数民族用语”二者矛盾不矛盾?岁名见于《尔雅》与战国时文献， 而先秦时代中国的少数民族有谁的文化已发展到对岁星之阴所行的十二个年份起系列名称并且影响了文化高度发达的汉族的呢?可见，杜先生的“可能”与“也可能”是主观猜测。

其实，郭沫若同志在1929年以前所写的《释支干》一文中早有解释，那就是：十二辰(十二子)的文字乃巴比伦十二宫的图象或符号；十二岁名乃巴比伦十二宫名称的译音。为说明问题，我们综合为下表：

关于符号：寅是角（矢）形（含角、轸两宿），卯（含翼、张、星三宿，其上为西方的狮子星座）是狮鼻符号，申明显是双鱼座符号，酉是酒瓶（宝瓶座的危、虚、女三宿恰如水瓶倾倒的图象），如此等等。关于译音：岁名中除单阏（亶安）与轩辕读音巧合之外，其余与外来名称声音相近。如岁在寅，岁名“摄提格”，西方星宫为“室女座”，巴比伦古音SU－PA意为“大明星（女王名）”，今音为Satig，汉译“摄提格”。室女、女王，均为女性，而印度把殉葬寡妇就叫Satie或Suttee，亦指女性。又如：岁在巳，岁名“大荒落”，西方星宫为“双子座”，巴比伦意为“兄弟神”，音为Dai-Xuag-Lak，汉译“大荒落”。如此等等。郭沫若写于1952年的《甲骨文字研究.重印弁言》中说：“《释支干》篇所谈到的十二支起源的问题， 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谜。我把它解释为起源自巴比伦的十二宫，在今天虽然还是没有更好的直接物证，但也没有更实证的反证。”所以说，岁名是巴比伦十二宫的译名， 虽非直证，但总比说它是占星家弄的古怪玄虚，或无凭证的猜测为“少数民族”语言，更近乎科学。如果依郭沫若的解释，我们可以引申一句：司马迁不仅总结和发展了传统天文学、历律的法则，并做了整体融合，而且还可以说，司马迁也吸收了外国天文学的成就，他是一个集大成并开启后世天学研究的大师。

四、阐明辨别星际关系的原则和方法

面对浩瀚星空，在指认恒星的位置与其间的布局方面，司马迁创造的方法与原则，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超过西方天文学，达到了严整的系统性与体系的整体性，成为后世中国天文学指认恒星与确定它们的关系的楷模与圭臬。

当然不可否认，司马迁受到了时代条件的限制，他没有望远镜，也不曾航海到南半球。既不可能认识六等以下的星星，也不会知道南十字座（Cru）等星群。所谓“行万里路”，大概也没有象苏东坡那样到过海南岛三亚市的天涯海角。他在大江以北，用肉眼观察测定，竟然超过前人确认了558颗恒星(即中宫78，东宫94，南宫135，西宫117，北宫134)，并且给每颗星起了名字，还把它们联接成系统的整体。这是破天荒的大创造。

在给恒星分布以人文区分和命名方面，西方天文学，把全天空的恒星分为88个星座，或用希腊神话中的名称命名，或用飞禽走兽命名，还有许多海洋生物和与航海用具(这是不出海的司马迁绝不会使用的名称)来命名这些星座。但是这88个星座各在哪里，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西方天文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学习天文学的初学者，只好一一死记。相比之下，司马迁要聪明得多，他把北半球能看到的星空分成91个星官，显然比西方天文学的区分星座要仔细得多(如对天蝎座，司马迁分为房、心、尾三官)。科学总是分析的，分得愈细，愈便于考察，从这点来说， 中国星官比西方星座之区分要接近科学。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社会，比当时的西方天文学家具有更强的社会意识，他不像外国人那样，用零散无关事物名称胡乱起星座名，而是按封建社会帝王将相君臣关系以及宫室用具命名，故曰“星官”。有了这层等级关系，全天的星官就连成了一个整体。现依“紫微垣”诸星来说：《天官书》开头第一段就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衡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西方天文学把北极星及附近的这些星，称之为小熊星座、 天龙星座，然后按亮度无序地用希腊字母命名这些星星。星座与星座、 星与星之间毫无关系，是零散的。而《史记》却说北极星是皇帝(因为北极星在倾斜23度半的地球轴心绕太阳运行椭园轨迹垂直延长的遥远的交点上，所以它终年、四季、日夜总在一个地方不动，类似帝王坐在中宫由百官来朝一般(这个“不动”也是相对的，是不计岁差而言的)。它身旁是三公，身后亮的是皇后，皇后带领四位偏妃，还剩三颗是宫女。 一圈围绕的是藩臣(后人更具体化，发展十二星为十五星，曰右枢、少尉、上辅、少辅、上卫、少卫、上丞，以及左枢，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卫、少卫、少丞----这显然是受司马迁的启发的结果)。这样，司马迁就把北极圈(北纬66度半)之内的恒星做了有联系的人文说明，使之成为严整的体系。之后，司马迁把中宫其他星官、东、西、南、北四官的各种星官都如此地加以有机联系的命名，使全天的星官在严整体系中各得其所。

在指认星官方面，司马迁找出内在与外在的关系，这又是他的一大创造。北斗，是中官最明亮的星星，它被看成是皇帝坐的车子，车子围绕北极星不停旋转，斗柄指着四方，真是一座天文钟的大指针。《史记.天官书》说：“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意思是说：北斗中最亮的七颗星，从斗底到杓把子，中国依次叫做天枢、璇、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从杓把子的摇光向南直指招摇、大角到角宿（室女αVir）。角宿是东宫苍龙的第一星，故曰“杓携龙角”。从玉衡

向南经河鼓、天市垣，指向了当时的冬至点斗宿(在人马座Sgr)。北斗的底的两星(枢、璇)向南,经过三能、五车，直与参宿(猎户座CVn)的左右肩(参四、参五)比齐。

“魁枕参首”以下的话当与历法结合才可解释。汉武帝用太初历，用周正建子( 即十一月朔旦为冬至)，则正月在寅。斗柄回寅，万象皆春。黄昏，开阳、摇光指寅方， 即“用昏建者杓”，而杓指华山以西南地方。半夜玉衡指寅，则相当指河南一带。天亮斗底指寅，则是指泰山以东北地方。在这里，司马迁把北斗、历法、地理又做了综合的研究。司马迁指认恒星不仅用君臣关系与星官前后左右的方位词联系了全天星空，而且与时间、地理空间联系了起来。

五、 留下许多宝贵的天象记录

司马迁对天学的杰出贡献，还表现在他在《史记·天官书》里对各种天文现象作了超越前人的可贵的记录，不少观测记录早于西方天文学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一点虽然有人已经论及，但不完整，尚需进一步整理。现据有关资料概括如次：

其一、司马迁区分了恒星的亮度。《天官书》说：“明者，太一”，“大星正妃”，“若见若不(见)，曰阴德”，“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这里所说的大星、明星、小星、若见若不见，显然指星的亮度等级。现代天文学在射电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帮助下，将星星按几何级数的递减分为二十多级星等。从最亮的恒星天狼星(大犬αCMa)算起，最好的视力、最好的天气、在朔日高山顶上，人顶多只能看到六等星，古代人看到一至四等或少数的五等星就相当不错了。一般说来：一等20颗，二等46颗，三等134颗， 四等458颗。一至四等共678颗，加五等1476颗，达2154颗。除去南半球的星星，司马迁在北纬34度的长安，看出558颗(几乎包括了北半球四等以上的全部恒星)是相当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他区分了亮度等级，他说的大星多是一等星，小星则在三四等，若见不见( 由于眼力、水蒸气、衍光)的多是四五等星。这种恒星亮度等级的区分是超越前人的创造。

其二、司马迁记录了许多恒星的颜色，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天官书》中说：“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三能即三台。上中下三台各二星，均三四等小星。“色齐”或“不齐”，除去占星迷信不计外，显然这六颗星的颜色上是受观察者注意的。司马迁又说：舆鬼“中白者为质”，“匏瓜，有青黑星守之”，“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左肩；苍，比参右肩；黑，比奎大星。”星色与星名、星等相结合，更便于观察。这里星色的确定是比较的结果，这又是一种有效的天文学方法。司马迁的记录的可贵，还在于二千多年后再看星色，发现有变化，如参四，现在是红颜色。可见经过二千多年，它的温度下降了许多。

其三、关于特殊星象或天体的记录。司马迁在《天官书》中有“若见若不见”等说法：“若见若不(见)，曰阴德”，“小星，曰长沙，星星不欲明，明与四星等”，“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这里，阴德是四五等小星，在空气浮动下，自是若见若不见。南极老人（船底座αCar），从中原看，它是“比地有大星”即在地平线上，一般不去江南是看不到老人星的。老人星忽见忽不见，完全是地气的障碍或升降的迅速所致。但是轸宿旁的长沙的第五颗星也忽显忽隐，却因为它是一颗变星。司马迁最早记录变星，是一大创举，对后世的研究无疑起了启蒙的作用。《史记》说：“国皇星，大而赤，状类南极”。这讲的是地平线附近的变星。“五残星，出正东方之野，其星状类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贼星……大而赤，数动，有光”；“司危星……大而白，类太白”；“狱汉星……大而赤，数动”。这四星出于四方之野，均离地六丈，可能是近地的大流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这大致是轰轰落地的火流星。“枉矢，类大流星”，“星坠至地，则石也”，是指陨石。“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蚩尤旗，类彗而后曲”，是对彗星的记录。《史记》中多次记录了彗星的出现，因之可以推见哈雷彗星的周期。《天官书》最后一句话说：“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讲异星时有“烛星，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见则灭”。客星、烛星是星座或星官中原来没有的小星，突然出现了，亮度与日月之外最亮的天体金星一样，但它不是行星，出现后，不行走，见到后不久，就熄灭了。这就是现代天文学所说的“新星”。新星是某个星体爆炸后，发出上千万倍的光亮，成为异常天象。这种对新星的记录，司马迁是把握了它的特点的。

其四、《史记》中记录了日蚀与月蚀。《天官书》写道：“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月蚀，常也”，“凡一百一十三月而复始”。这就解释了星占家们的“天狗吃月亮”的凶吉占卜原来是一种规律的常见现象，113个朔望月后，必定再来一次月蚀。这些记录对破除迷信，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有积极的作用。

其五、《天官书》说：“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有反逆行”，“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在司马迁之前，甘德、石申只看到火星有逆行( 由东向西)，而司马迁则创造性地指出，五星都有顺行和逆行。而且还算出顺逆的时间与度数，如说“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这是相当科学的计算与记载，并

且成为后世观察五星顺逆的标准。

其六、天学中不只有天文学，还有气象和历法。关于气象，古代望云气，与卜吉凶相连。《天官书》把气分为五色，而且和地理联系起来。又把云分为稍云、阵云、杼云、轴云、杓云、钩云，是与今日同样云象的不同说明。此外，还有日晕、月晕、海市蜃楼、若烟非烟的卿云喜气，以及雷电、虾虹、辟历、夜明、风云旱涝等自然现象的论述。关于历法，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历书》与《天官书》中论述了我国历法发展的历史。在汉初的历法改革中，司马迁曾测定二十八宿的距离与度数，编制了新的历法。尽管汉武帝采用了“太初历”而没有用司马迁用夏正的历法，但他所提出的十九年七闰( 实际定下由一个冬至到下一个冬至的回归年为365.25日)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总之，司马迁不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自然科学家。他既对社会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在天学的各个领域(天文学、历法、气象学、地理学等等)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不仅要充分肯定他的史学和文学成就，而且应当充分肯定他的天

学成就。

我草就此文，王双怀审阅修改，后以王、马二人署名，

载入《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年10月版）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