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富帅与白富美是什么地位,高富帅和白富美谈恋爱

1950年代，为了稳固边疆，中央命令驻新疆大部分军队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劳武结合、屯垦戍边。正如《南泥湾》所唱的，“又学习来又生产”，同时还肩负着剿匪重任。由此可知，建设兵团面临着两大难题：发展生产，人才匮乏；安居乐业，女性奇缺。因此，当年“王胡子”就到上海找陈毅市长，动员上海青年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到新疆支援边疆建设。此“支青”与后来的“知青”不一样，他们真是扎根边疆，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伟大的支边事业。
近日央视八套播放的连续剧《大牧歌》，就是描写这一背景下一批知识分子在兵团建功立业的传奇故事 。应该说，剧情不错，但镜头语言粗糙，不少情节尤其是细节经不起推敲，其艺术价值在此暂且不论。
剧中人物“支青”郑君指责兵团营长齐怀正及民女杨月亮说：“你们不懂爱情！”其实，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与其说男女结合是爱情，不如说是“拉郎配”。团长李国祥在火车上遇到搭车前往新疆寻找“支青”男友林凡清的许静芝时，顿时惊讶不已。因为许静芝太像他的已故前任了。为此，李团长想方设法阻止许静芝寻找男友，极力隐瞒林凡清的踪迹。杨月亮与齐怀正是指腹为婚，于是千里迢迢来到新疆，死心踏地地要嫁给齐怀正。红柳更是借父亲的学术传承和她手中的鞭子占有林凡清。在这里，“高富帅”与“白富美”都有了另一种诠释，高者，地位也；富者，阅历丰富也。白者，城里来的学生；富者，有文化有知识；美者，女性资源稀缺而贵也。所以，传统婚姻中的“门当户对”，在这里算是阴差阳错了。
在封建社会，门当户对是男婚女嫁的基本原则，所以，穷小子娶富家女成了传奇；平民能成权贵婿，唯有中了“才子”一途。总之，这两种情况都是赖哈蟆吃上了天鹅肉。所以，围绕这样的“传奇”，史上就有不少文艺作品把它演绎得可歌可泣，甚至为了给穷人以抚慰，杜撰出了不少诸如《天仙配》《白蛇传》之类的“人鬼情未了”的神话故事。解放后，随着《小二黑结婚》的广泛传播，“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日益成为爱情故事主流。然而，到了“文革”时期，“血统论”彻底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门当户对，随之而来的是婚姻的政治正确。改革开放后，思想大解放，自由自主的爱情故事又成了现实生活和艺术形式上的主流。但好景不长，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独生子女进入谈婚论嫁期，传统意义上的门当户对再次卷土重来。于是，“棒打鸳鸯”的惨剧和“乱点鸳鸯谱”的闹 剧时时上演。
俗话说，“高处不胜寒”，富贵人家的独生子女不好伺候，尤其是平民当了权贵的女婿，稍有进步，都会被人视为因了“乘龙快婿”之故。果真如此，在家里就更谈不上地位了。别以为当了“驸马”很风光，可那份凄苦与痛楚是无法与人说的。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在公主面前，驸马就像公主的奴隶且不说，有的公主还给驸马戴绿帽子，让驸马颜面尽失。比如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就首当其冲，尽管其夫婿遗爱是重臣房玄龄的儿子，她婚后照样性开放，竟然跑到庙里找和尚当性伴侣。这还不够，后来又去找道士，干脆来个“佛道一锅烩”。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底层向上流动的最佳途径。在重文轻武的宋朝，确实有不少平民是通过读书中举而改变命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出自北宋著名学者汪洙的《神童诗》。非当如此，就连皇帝赵恒都作《励学篇》劝人走此捷径：“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考取功名，自然就能财富、美女双丰收。所以，紧随大宋“高考”之后的便是上演“榜下捉婿”闹剧。
啥意思呢？考试取士是宋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皇帝都说了，一旦中榜，不仅有“黄金屋”，还能“抱得美人归”。可是，大宋官位毕竟有限啊，那竞争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只有佼佼者才有望胜出。所以大家专心寒窗苦读，誓“不及第不成家”。既然升官能发财，那大家闺秀们自然也就挤破头地争当“官夫人”了。于是，揭榜那天，无论是权贵还是富豪，都派出人马去为家中待嫁小姐抢夫。这就是“榜下捉婿”的来历。时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抢“脔婿”。“脔”乃肉块也，不管是“老腊肉”，还是“小鲜肉”，也不管小姐好什么口味，先抢回去婚配了再说。
传统戏曲《铡美案》经广泛传播后，其中的陈世美成了负心汉的代名词。其实，包公判陈世美死刑，虽算不上冤案，但至少冤情是有的。你想啊，“榜下捉婿”都成了宋代上层的一种婚姻文化现象了，在那样的环境中，又有多少人能抵挡了如此的威逼与利诱？比如有个叫韩南的人，他中举人后，有权贵去他家说亲。媒人问他年岁时，他幽默地回应说自己是“四十年前三十三”。73岁高龄了，你说他是婉拒吧，又似乎是摆明实情：老夫就在这儿，愿者上钩吧！当然，也有人面对威逼利诱而不从的，比如冯京登进士后，外戚张尧佐“方负宫掖势，欲妻以女”，派人将冯京拖至家中，并“束之以金带”，并声称“此上意也”。也就是说，张尧佐一边以皇帝的旨意威逼，一边以“出奁具目示之”进行利诱。但冯京瞧不起他的人品，以文人的傲骨“笑不视，力辞”。
老权贵主动结缘新权贵，在一般人看来，这再“门当户对”不过了。但在冯京看来，张尧佐的德行跟自己根本不是同路人。所以啊，“门当户对”有时还真不是权势或财富相当那么简单。
婚姻的整体趋势反映出的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现象。“高富帅”与“白富美”相对应，“高、帅”与“白、美”是两性相吸的感观因素，可以由性爱上升为情爱，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由此而结为婚姻的，当然不失为美好姻缘。但如果让“富”（财富或权势）成了婚姻的决定性因素，那就另当别论了，至少也能说明这个社会上升的通道逼窄甚或堵塞了，平民或穷人唯有靠婚姻去“曲线救国”——获得财富或者地位。当然，像宋代那样“榜下捉婿”，无疑是一种政治联姻或权势联手。为穷书生倒贴小姐和钱财没关系，毕竟这是一笔长远的投资。表面上看，这是互利共赢，但弄的不好，就是一损俱损。即使到了今天，这样的案例也是数不胜数的。所以，谈情说爱既要有激情，又要有理性，坐享荣华富贵，真的没有靠自己奋斗来得踏实。（新安张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