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鹰淑子的扮演者照片

她18岁正式出道，23岁到达事业巅峰，26岁却灰溜溜回到日本。

图|李香兰

她就是——李香兰。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日寇从众多女子中选出来的政治宣传工具。日寇企图以艺术来美化侵略战争，潜移默化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和“五族共和”等意识形态。

1946年，在中国军事法庭上，检察官提出以“汉奸罪”将李香兰判处枪决。

审判过程中，她却拿出了自己的日本户籍证明，最终逃过一劫回到日本。

这样一个带有“文化入侵”性质的阴险人物，晚年却洗心革面成为和平使者，这是为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在思想和文化上，将中国东北民众培养成伪满洲国的忠实拥护者。

日本殖民当局和伪满政府，十分重视采用电影和音乐进行宣传，1937年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成立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这个协会是除上海外，中国大陆最大的电影生产和制作基地。

“满映”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所谓的“东亚共荣”和日本人亲善的形象，以及在日本领导下东亚各国未来发展的前景。

早在“满映”成立前，因为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使他们对日本的电影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在这一背景下，“满映”的理事长，提出：

“要把电影拍成中国人喜欢看的样子。”

这一决策就是为了让中国民众通过看电影，逐渐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反动政策，起到奴化中国人民的险恶目的。

确实，这些影片对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各项反动政策，麻醉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等方面，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和很大的破坏作用。

这样的手段即使放到现代也是屡见不鲜，像美国的“超级英雄”，传递的就是一种美国英雄至上的理念。

在“满映”存在的1938年到1945年间，一共制作了108部故事片、189部教育片纪录片和大量新闻片（中日双语版）。故事片中的“国策电影”，是“满映”最为重视的“主旋律”影片，也是最能体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美学的电影。

拍电影当然需要选演员，“满映”从众多候选人中看到了李香兰（当时她还叫山口淑子）。她于1920年2月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市，爷爷山口博是个汉学爱好者，1906年举家移居中国东北。父亲山口文雅是“满铁”公司的高级官员，因工作关系全家定居辽宁抚顺。

图|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

在平顶山事件中，山口文雅被日本宪兵以“通敌罪”逮捕，虽然后来事情解释清楚了，但他还是离开了抚顺，带着家人搬到了沈阳。

1933年，在沈阳，山口文雅一家遇到了自己的中国同学李际春。两人关系很好，在一场酒局，山口文雅心血来潮，想要13岁的女儿拜李际春为养父，于是山口淑子随李际春姓，有了个中文名——李香兰。

从此，李香兰跟着养母（李际春的第二个太太）学北京话、学唱歌。一次在坐火车前往沈阳的途中，她与一位俄罗斯女孩柳芭结为朋友。

后来，李香兰得了肺病。为了恢复健康，通过柳芭的牵线搭桥，李香兰认识了白俄罗斯著名歌剧演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拜在了她的门下。

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李香兰接受到了系统的西洋声乐教育，并在美声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

一次，她出席了老师在伪满洲的一场歌剧演出，为老师唱开场曲，声音一出来，很快被日本在伪满洲设立的奉天广播电台看中。

这一时期，日本正在为推行“日满亲善”、“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等怀柔政策，寻找合适的演员。

他们找到了李香兰，得知她是个日本人，歌甜人美，同时精通中日双语。

李香兰作为“少女歌手”，被推上了舞台。

在满铁公司大员甘粕正彦的盛情“邀请”下，原本不同意女儿成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山口文雅，迫于压力只能答应。

李香兰在沈阳完成中学后，化名潘淑华到北平（今北京）读书。

在北平，李香兰凭借自己优美的声线和流利的北京话，交了不少中国朋友。

由于李香兰从来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时北京话又非常标准，老师和同学一直没能发现，她是日本人这个隐藏的真相，把她当北京小孩看待。

这段时期，日军通过伪满洲政府，几乎控制了东北全境，全国上下高呼“国之不国，何以为家”，要求国内的军事力量和民众一致对外。

不久，日军进攻热河，国共军队投入战斗，李香兰的中国同学都加入到抗日战争中。

在饯行会上，同学都在表达自己的爱国言论，有人问李香兰：

“如果日本人打到了这里，你准备怎么做？”

她思考了片刻，毅然决然地说：

“我会站到长城上去，在中国和日本的枪林弹雨中死去。”

可见当时，她还没有被日本的军国主义裹挟，也能感受到夹在中日两国之间的那种无奈。

图|甘粕正彦

1937年，“满映”正式成立，当初“邀请”李香兰，为奉天广播电台工作的甘粕正彦，被任命为“满映”理事长，负责协会的运营。他想起了几年前见过的李香兰，决定将她聘为专职演员。

1938年，年满18岁的李香兰开始为“满映”拍摄电影，开启了她长达7年的演员生涯。7年里，日本刻意隐瞒了她日本人的身份，目的是将她打造为“会说日语的中国少女，在北平长大，从小上的是日本人的学校，精通‘中日满三国’语言，不愧为中日友好的典范。”

李香兰就算没有日本国籍，离开她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等外在因素后，她本身的条件也符合大众对明星的要求：

她身材娇巧，容貌秀美，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汉语，演唱也有一定实力。

她所具备的艺术潜质使她在镜头前的表演自然真切，有塑造人物的能力；加之“满映”的大力栽培，使她很快便脱颖而出。

李香兰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蜜月快车》，一炮而红，奠定了她“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的地位。

之后，“满映”趁热打铁接连推出了《支那之夜》（“支那”为日本对中国的蔑称）、《白兰之歌》、《热砂的誓言》，三部电影被合称为“大陆三部曲”，故事情节大多是中国女人爱上日本男人的故事。

在《支那之夜》这部电影中，李香兰扮演的中国少女桂兰在战争中失去父母，家园被毁，因此非常憎恨日本人，但有一次在上海街头，桂兰遭醉汉欺凌，正在紧急时刻，被经过的日本船员长谷哲夫所救。长谷哲夫看她可怜，决定把她带到一家饭店交给老板娘照顾。长谷哲夫是她的救命恩人，但她依然对日本人非常憎恶，对饭店里的其他人破口大骂。被惹怒的长谷哲夫打了她几个耳光，喊道：

“你清醒点！是我救了你！”

没想到被打后的桂兰，竟然转变了态度，渐渐喜欢上了长谷哲夫，最后还嫁给了他。（笔者吐槽：太荒谬了！）

桂兰这样一个美丽、温柔以及歌声甜美的中国年轻女性形象，非常符合日本男人对中国女人的向往。

这部电影在日本上映后，日本民众为买到一张电影票，不惜从白天排到晚上。与之相反，中国人非常讨厌带有“奴化”思想的电影。

《白兰之歌》则讲述的是，中国少女李雪香与一位在满洲工作的日本工程师松村康吉相恋，李雪香的伯父是抗日代表，他非常反对这门婚事。后来，松村康吉得到上司赏识，想要把女儿嫁给他，造成了他和雪香的误会。雪香几次参加伯父的抗日活动，不过被松村康吉“感化”了，从此雪香转投日本人的阵营，为日军运送子弹同抗日军队作战。

图|《热砂的誓言》

《热砂的誓言》讲的是“满铁”工作的日本土木工程师与中国女孩芳梅的爱情故事。

除了爱情片外，她还拍了许多喜剧片，比如《东游记》。

故事讲述的是，两个中国农民，到日本东京投靠发了财的朋友，两人在东京四处观光之余，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闹出了不少笑话，制造一系列喜剧场面。他们的朋友虚荣自私、撒谎成性，与之相比，日本人一个个彬彬有礼。两人在李香兰扮演的日本公司职员丽琴的帮助下，找到了朋友。后来，丽琴与一位中国留日学生相爱，最后动员大家一起回去“建设新满洲”。

这部电影在表面上，是一个诙谐的喜剧，实际上其中暗含的却是先进文明与落后愚昧的对比：

“日本东京是文明、现代化、优美与强大的代名词，中国农民在憨厚中包含的是无知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中国农民去日本东京寻亲，象征的是落后的中国融入强大的日本。”

其中证明了先进国家征服落后国家的合理性，这才是日本电影所要表达的深层逻辑，是帝国主义的殖民逻辑。

除了电影外，李香兰还唱了不少著名的中文歌曲，如《满洲姑娘》、《苏州夜曲》、《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使得她与周璇、白光、张露、吴莺音，并列为上海滩著名的“五大歌后”。

《满洲姑娘》唱的是一个美丽的满洲少女，在日寇统治下的满洲过着幸福生活的虚假故事，现实中的东北姑娘终日忍饥挨饿，受到日寇的凌辱，哪有歌词里写的那种美好幸福呢？

《满洲姑娘》这首歌曲的风靡程度，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他当年作为关东骑兵在黑龙江服役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直到老年他还能哼唱几句。

图|李香兰

虽然李香兰在主观意义上，并不想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殖民主义代言，而且她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还有一定的热爱之情。但在客观上，她还是以自己伪造的身份，完成了日本殖民者，企图通过她塑造的电影形象达到了目的。

可是在战争这样的大背景下，尽管她对祖国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等政策有所不满，可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子，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颗棋子，怎么能违背祖国赋予她的使命呢？她的一言一行，所演所唱，都是无法摆脱控制的。

1944年秋天，对自己的双重身份倍感煎熬的她，在日本拍摄完《野战军乐队》后返回东京，提出要与“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见面。

她犹豫了好久，最终才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不愿再假冒中国人了，一刻也不想再持续下去，我感到非常痛苦，所以我申请辞职，请您批准！”

1945年6月，李香兰在上海开办了一场演唱会——《夜来香幻想曲》。这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在中国大陆登台演出，2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处置汉奸案件条例草案》，大肆搜捕汉奸。李香兰被逮捕，罪名是“文化汉奸”，理由是“通过中国人的身份，参与日军政治宣传，污蔑中国人民，为日本的殖民政策推波助澜”。

在中国的军事法庭上，检察官要求以“汉奸罪”将她处以枪决。

中国民众振臂高呼：

“枪毙她，枪毙她这个狗汉奸！”

在法庭上，她为了活命，说出了自己是日本人，原名“山口淑子”，并拿出了自己的日本户籍加以证明，揭开了这一隐藏多年的事实。

当时，在场的中国人都认为，她说自己是中国人，只不过是为了逃避“汉奸罪”的惩罚。

有人说：

“她在抗战时期，通过给日本人拍戏赚了不少钱，到了判她的罪，枪毙她的时候，她就通过伪造日本人身份的方式，躲进日本侨民区，意图逃亡日本。”

甚至有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

“12月8日，李香兰将会在上海国际赛马场被执行枪决！”

以此用舆论向法庭施压，达到枪毙李香兰的目的。

1946年2月，军事法庭通过调查确认了李香兰确实是日本人，随后当庭宣判：

“因李香兰属于日本人，所以‘汉奸罪’无法制裁她，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本法庭只能将她遣返回国。”

法官告诉她：

“因为你日本人的身份，自然不能以‘汉奸罪’将你判刑，但并不意味着你是完全无罪的，你那些打着中国人的身份拍摄的电影，在法律上不能适用汉奸审判，本法庭是非常遗憾的。”

图|李香兰

1946年2月，李香兰被遣返回日本。她的前半生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其中只有几次借拍电影的机会回过日本。

法庭对李香兰作出无罪释放的宣判，她十分愧疚地说道：

“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是我欺骗了中国人，这种罪恶感将会一直存在于我的心中……虽然我对电影的拍摄和制作无法负责，但出演电影毕竟是事实。我不能用‘当时还年轻’这样的借口来推脱，应该承认自己当时的思想是错误的，对此我深感愧疚，对不起中国人！”

1947年，回到日本的李香兰改回日本名字山口淑子。告别“李香兰”身份的她进入日本影坛，继续从事演艺事业，为东宝、松竹等影视公司拍了很多电影。

1951年，她与美籍日裔雕刻艺术家野口勇结婚，1956年离婚。

1958年，山口淑子与外交官大鹰弘相爱，并准备结婚。大鹰弘当时是日本驻联合国大使的秘书官、三等书记官。结婚后山口淑子跟丈夫姓，改名大鹰淑子，从此退出演艺圈，安心帮丈夫打理事业。

1975年7月，她访问平壤，中途在北京留宿，出席了中共外事口负责人廖承志举办的欢迎晚宴。

1978年，大鹰淑子以日本环境访华团团长的身份访华。在访问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她深情地说：

“我有两个祖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日本给了我生命，中国养育了我。中国是我的故乡之一，所以我到中国，其实是‘回’，而不是去。”

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国文化部放映了日本拍摄的专题记录片《我所认识的李香兰》作为纪念。

这部纪录片既揭露了李香兰为日寇政治宣传应负的责任，也赞扬了她诚挚的忏悔。她还教育日本青年一代，要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行，不能忘记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并在书中写道：

“这些都是赤裸裸的真相！”

令人高兴的是，大鹰淑子从日本政坛退休后，长期任职于“亚洲女性基金会”副理事长一职，她的目标是促使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特别是那些被抓去给日军当慰安妇的女性公开道歉并赔偿。

图|李香兰

2005年，85岁高龄的大鹰淑子，对小泉纯一郎2001年上任以来，多次参拜供奉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不满，发长文谴责他的这一行为：

“这会伤害中国人民的心的！”

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对于中日之间偶尔产生的小摩擦，她认为应该和平解决，不能让它越积越大：

“中国是我的‘母亲之国’，日本是我的‘父亲之国’，我不希望两国再出现太大的矛盾。周总理说过，‘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人应该用良知忏悔过去，中日两国的年轻人要从更大的视野出发，认真思考将来如何与对方友好相处，而不是针锋相对。”

2009年，89岁的大鹰淑子写下了这样一句饱含忏悔之意的话：

“我在年轻时欺骗了中国人，这让晚年的我寝食难安，始终感觉一种犯罪感在我的心里游荡，我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时过境迁，李香兰这个名字，更多地成为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符号，张学友1990年发布的歌曲《李香兰》，让中国人再次回忆起了这个传奇人物。

2007年，东京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李香兰》，一经上映就火爆大街小巷。十几年来，日本著名的四季剧团将音乐剧《李香兰》作为保留节目，在日本、中国等国家多次演出……

图|李香兰

2014年9月7日，李香兰在日本逝世，终年94岁，结束了她不同寻常的一生。

13岁被奉天广播电台选中，18岁正式出道，23岁到达事业巅峰，26岁灰溜溜回到日本……

她的前半生自己掌握不了，走上了一条反人类的歧途。后半生，她幡然醒悟，用自己的生命进行悔过。

就像她自己说的一样：

“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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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苟日新

编辑、排版：小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