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党员父亲作文,我的党员父亲400字

初冬的阳光从阳台直射进客厅，我背坐在哥哥家的阳台上，晒着久违的暖阳，一边和躺在医用床上的父亲聊着家常。刚刚过去的70周年庆典余温还在人们心中激情澎湃，父亲更是激动万分。他又把市局领导带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送给他的纪念章和各位领导的合影，让我再看一遍。看着父亲望见纪念章那虔诚自豪的眼神，我心里隐隐泛起一股酸楚。

父亲生于1933年7月，童年和少年大部分都在干农活，只有农活少的时候去上学，在这种半农半学的情况下完成他的初小文化。1948年4月，壶梯山战役整修阶段，八路军临时驻扎在我家，在我奶奶的热情招待下，临出发时带走了我的父亲，10月永丰战役打响，父亲就地分在卫生队抬担架。1949年4月，年仅16岁父亲在刘入真同志的介绍下正式成为一名八路军，在当时的黄龙洛川地委当通讯员。听父亲说，那时他送信都是步行，一晚上就翻过了黄龙山，鞋底烂了脚板磨破了继续走，饿了就吃玉米馍。曾经有一次牵骡子送领导开会，步行了900里的时候，我父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到五里铺晋绥客店人畜同一房休息一晚。生活是艰苦的，但他依然精神抖数，他说，那就是他的工作。

1950年，父亲回家结婚，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见过母亲的面就结婚了。父亲依然和从前一样很少回家，以至于别的同龄人都有几个孩子时，我母亲还一个孩子没有，直至母亲在30多岁时才有了我的姐姐，姐姐的降临只有我的母亲一人高兴，当时家里有爷爷、奶奶和我大伯、大妈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父亲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够家用，我的姐姐由于严重营养不良，都要成了快扔的孩子。而我悲苦的母亲没了主意，最后在亲邻的商量下，来到父亲工作的地方耀县招待所（现耀州区）。因为姐姐的羸弱，母亲第一次来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姐姐刚捡回一条命，稍微有些好转依然很瘦弱的时候，父亲就催着母亲回去。当时父亲的同事让母亲留下来，说可以在招待所干打扫卫生的工作，但我父亲不同意。做事小心胆怯的母亲只好带着姐姐又回到了那吃一顿饭抢来抢去的大家庭。听母亲说，爷爷、奶奶病了，父亲都没回来，去世时匆匆呆了几天都走了。我随后问父亲，父亲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他正干着许多保密的工作抽不开身，身不由己啊！

就在爷爷奶奶去世不久，我的大伯突然精神崩溃，变得有些痴傻，家庭的重担一下落在父亲的肩上，我的大妈成天拿东西摔我大伯成了家常便饭，大伯这时候好像饿死鬼托生一样，饭量大得惊人，刚吃过饭又要吃，家里又添了我和哥哥，生活更加艰难。但是父亲因为工作，仍然很少回家。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的父亲和我们好像陌生人一样，以至于我上高中的时候，几乎都没有感觉到父爱，就是每年的学费，让我感觉到父亲的存在。

生活稍微有所改善的时候，我弱小的母亲做出了让人想不到的举动，坚决分家。其实分家和不分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父亲的粮票和工资供着日常开支，只是每顿饭不用与我的大哥大姐抢着吃了。生活中有喜就有悲，我的大妈患了大病，才 52 岁就离开了人世，大姐在坟前痛哭大妈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样子在我幼小的心灵刻下深深地烙印，至今我都不能忘记。接下来的日子还要继续过，痴傻的大伯和四个大哥大姐，还有我们母女四人，父亲肩上的重担更重了。

但是，家庭的无限拖累没有丝毫影响父亲干事业的劲头。1959年，我的父亲光荣入党，他那种忠厚老实、任劳任怨的黄牛般的精神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赞扬和信任，刚解放时，就在清权办（专门处理国民党遗留特务组织问题）、安置办工作，安置复原军人、下放干部、作协、美协等劳动改造干部，听父亲说还有杜鹏程，随后历任政府招待所所长，连任几届人大代表。

1982年，为了照顾两个沉重的家庭，他申请调回澄县，任棉烟麻公司的副经理（听人说调回降了级别，但父亲毫无怨言，说组织怎么安排怎么来，不顾领导和同事的挽留），当时的渭南地委书记邀请他到市总工会，还有县人大他都没去，说自己喜欢生产部门。母亲说父亲回来还欠着耀县同事800多元钱，粮票、十袋面粉。1984年，棉烟麻公司分家，别的领导申请到形势好的棉花公司，而他认为组织分在那就那，留在烟草公司，这时候高风亮节的父亲竟让给同事两级工资，事后好多人笑他傻，但他那待人诚恳、做事认真的态度，又在新的单位获得很高的评价。

1983年，他被抽调筹建县剧院，忙碌的父亲经常出差，这时候听人说，我家里能盖两层楼，事实上，我跟家里人还住自家烧的砖盖的，没有大门的两孔窑洞里，依然过着做不完的农活且清贫的生活。

我清楚记得，剧院落成后第一次庆典，县上请了省市的秦腔名角演戏，虽然我那时不懂秦腔，但缠着父亲要看，没办法，父亲让我在右边台子上安置喇叭的小空间里看，竟也满心喜悦稀里糊涂的看了演员的背身表演和台下观众高兴的热烈掌声，就这也让我事后在同伴们面前足足炫耀高兴了一阵子。

我没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已退居二线兼巡视员，正式办退休手续时，市上领导在我父亲隔壁经理办公室谈话，我还给领导倒的水，市上领导问我父亲还有什么困难请求需要解决，我的父亲回答很简单：没有。后来我在哥哥的支持下，在烟草公司干起了临时工，住在父亲工作的房间里，偶尔父亲还来县上，我和父亲话很少，没有和他亲近的感觉。那时候我住在烟草公司里，非常自卑，最寒酸的数我们父女两，别的领导、科长包括一般职工的儿子、女儿有的上烟草技校，有的已经招工烟草，而我和哥哥依然干着临时工。哥哥在建筑工地工作，姐姐在家务农，我们甚至连商品粮户口都没解决，当时的商品粮户口非常让人羡慕的，而我们有个当领导的父亲临退休也没让子女沾他的光，我曾不止一次地埋怨他，而他总说，你不好好念书，我又不是不供你，要学会自己奋斗。这句话在我的耳朵里长出了茧，那时候我叫父亲老传统、老顽固，跟我们没感情，母亲经常说，父亲对孩子们不近，尽管我觉得那时候他已经对我流露出疼爱的感觉，毕竟他是40多岁才有的小女的缘故吧！疼爱小女也没让他动摇对党的信仰，我的招工是丈夫家出的筹集款招录到企业的，我的工作好像与他没关系一样，连问都没问过。

在父亲正式退休时间不长，哥哥嫂子私自找了父亲的同事给哥哥招工到烟草公司，当时的烟草公司经理同意招工，但必须让父亲的离休改为退休，庆幸的是，所有的档案资料没有改动，至此父亲身份由离休变成了退休，父亲兢兢业业付出一生心血留下了终身遗憾！

前些年，我为父亲的离休问题找了市烟草公司，同意哥哥招工的领导还在职，也觉得良心发现就以正式红头文件更正父亲的离休问题，并且复印了档案，但到省局的时候说要让市组织部认定，市组织部说只要烟草局承认，组织部不管企业，这样推来推去，我也就此搁下。哥哥也找上级反眏过几次，并一再表示不要物质补偿，只愿给父亲恢复名誉，但由于各种原因，父亲的身份至此没有纠正过来。

特别让我感到惊奇的是，父亲对他的离休问题居然从不挂在心上。凡是一块工作的同事，都知道父亲在个人问题上从不计较。没有人说他的是与非，只说他干共产党的事太认真、太老实。而且让我更惊奇的是，父亲退休后，回到家干起农活不亚于年轻小伙，一直干到80多岁。而且乐善好施，至现在还有亲戚邻里借的钱没有还，父亲总说，他们还是没有，算了，不要了。父亲还有好多经历的事，不愿意给我们说，一辈子没有给组织给单位提过要求的父亲很骄傲，我不想用华丽的语言夸我的父亲，实在是他对共产党员信念的坚守让我从灵魂上感到震撼。

如今父亲年事已高，有时提起自己的离休问题，只是一阵沉思，没有任何怨言，更看不出他的遗憾。

父亲自建国以来参加工作，年轻时候顾不上家庭，事业走上正轨没有给亲人的特权，回到县上放弃了更高的职位，舍弃了自己应得的待遇，把最美的青春年华奉献给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无怨无悔！虽然过得清贫节俭，却也坦坦荡荡，父亲经常说起这么一句话“国家现在每月给我这么多的工资，我就觉得不错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高风亮节，无私无欲，再难再苦的路都靠自己走下去。父亲这一生没有给我们创造丰厚的物质生活，却留给了我们善良诚实，自强自立的良好品质。只是父亲要带着遗憾去另一个世界，继续坚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清廉作风，做儿女的祈愿父亲身体健康，多活几年，能够分享祖国的繁荣昌盛，分享中国梦的强国风范，愉快地度过自己的晚年。（乔敏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