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及特点,论通俗小说特点

《古今小说》的通俗文学属性及其融合雅俗两种文学思想的实践


宁稼雨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包括《古今小说》的冯梦龙《三言》以其通俗文学属性为笔者提出的中国文化“三段说”提供了有力证据。但就具体文学现象而言，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三者之间的界限又并非壁垒森严。作为明代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古今小说》也是晚明时期市民文化大背景下融合雅俗两种文学观念的成功实践。面对《古今小说》所依据来自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两个方面的素材，冯梦龙一方面将市民文化中的庸俗部分剔除，并将其做雅化处理；另一方面，他又尽量淡化士人文化材料中的诘屈聱牙因素，体现其“适俗”的创作初衷。
[关键词] 《古今小说》 通俗文学 雅俗共赏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别号龙子犹、顾曲散人和茂苑野史氏。以居室名墨憨斋，故常以墨憨子、墨憨斋主人署其编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负才名，狂放不羁。与兄梦桂、弟梦熊并称“吴下三冯”。青壮年时曾研读四书五经，但一生科场蹭蹬，五十七岁才补岁贡生，任丹徒训导。四年后升福建寿宁知县。崇祯十一年（1638）秩满离任，归隐乡里。明亡后于唐王隆武三年（1646）忧愤而卒。
冯梦龙毕生从事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他对拟话本小说《三言》的编辑整理成就奠定了他作为小说史、文学史上大家地位。《三言》包括《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是冯梦龙编辑整理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总称。

我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一文中提出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三个段落的观点。其中市民文化为元明清时期通俗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市民文化从宋代已经开始萌发，主要包括元、明、清三个时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不仅造就产生数字庞大的市民阶层，同时也直接刺激了广大市民阶层精神文化的需求。这种文化需求直接导致了宋代以后市民文化的繁荣，并使市民文化进占据了这个时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1]11
将这个观点展开延伸，我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一文中又把元明清时期市民文学作为市民文化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重要根据:
在市民文化背景作用下，这个时期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重大题材变化是，以往“讲史”“英雄传奇”“神魔”等远离现实生活普通人的“高大上”题材逐渐被描写现实生活普通人的“世情”题材所取代。其中以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为肇始，冯梦龙《三言》和凌濛初《二拍》紧随其后，经蒲松龄《聊斋志异》、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各种摸索，到曹雪芹《红楼梦》终于完成文学题材主人公的主体更替，现实生活及其扮演者成为文学的主体描写对象。同时，戏曲、小说、民歌等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各种讲唱文学形式也逐渐取代传统诗文，成为文学体裁的主要样式。文学领域市民化的巨大变化成为明清后期中国文化舞台完全实现重心转移具有说服力的文化现象。[2]62
作为这个大背景下的文学现象，冯梦龙《三言》中作品之一，《古今小说》是明代拟话本小说的经典代表作，也是晚明时期市民文化大背景下融合雅俗两种文学观念的成功实践。面对《古今小说》所依据来自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两个方面的素材，冯梦龙一方面将市民文化中的庸俗部分剔除，并将其做雅化处理；另一方面，他又尽量淡化士人文化材料中的诘屈聱牙因素，体现其“适俗”的创作初衷。

一、《古今小说》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画卷
“小说家”小说是指以描写市井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金瓶梅》等反映市井生活的世情小说即属此类。拟话本小说与之比较接近，即将普通市井百姓及其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表现对象。这个题材的广泛流行是明代后期市民文学主流的一个重要实体性成绩。以工商业者、手工艺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形象，占据三书中绝大多数。包括商人、机户、染坊主人、酒店老板、铁匠、木匠、裱画匠、花农、瓜农、窑夫、船主、磁工、渔夫、卖油郎……各种社会人等，均活跃在这充满生机的生活舞台上。即使那些以帝王将相、王公才人为对象的小说，其故事意蕴也落实在市民一边。它们共同展示了一个与《三国》《水浒》《西游》完全不同的文学世界。
1．对“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背离
明代开始，东南沿海一带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个社会现象在文学领域有具体表现和反映。大量通俗文学作品如《古今小说》等通过对传统“重农抑商、重义轻利”观念的反叛和质疑，表现出对新兴商人自食其力的商业经营活动给予全面的肯定。这同时也是明末“好货好利”等社会进步思潮在文学领域的大规模反映。《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古今小说》第三十九卷）则向人们展示了经济头脑和实干精神相结合的惊人果实。汪革来到麻地坡，看到荒山四处炭材，便立即想到：“此处若起个铁冶，炭又方便，足可擅一方之利。”[3]589他的铁匠铺不仅解决了自家的生计问题，而且还带动了方圆四乡的经济发展。《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通过蒋兴哥描绘了商人的形象，并且关于他从湖北襄阳到广东、陈商自徽州至襄阳闲的经商路线，也很有认识价值。对于长期受到“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灌输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描写不仅展示了一个新的社会生活场景，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变革。
作者在描绘展示经商活动益处同时，也设身处地地描写很多经商活动的艰辛甚至不幸。正如李贽所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众，所得者末。”[4]49《杨八老越国逢奇》（《古今小说》第十八卷）写元朝至大年间，杨八老离别娇妻幼子外出经商，途中和蘗姓女子结为夫妻，并生了一个儿子。三年后，杨八老想回家探妻，不想遇上日本国倭寇进犯中原，杨八老被俘虏，去了日本国，一去就是十九年，后来他趁机逃出。谁知前妻李氏之子杨世道和蘗氏之子世德都长大成人，二人中同年进士，又同选在绍兴为官。全家团聚，皆大欢喜。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描绘塑造出一位被倭寇掳到国外，几经艰辛困苦，终于返回国土的爱国商人形象。这些描写与那些与倭寇勾结串通，残害同胞的士大夫和无赖游民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篇中所引古风一首，“单道为商的苦处”，
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
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
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
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
少资利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
亦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
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
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
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
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3]257
诗中对商人颠沛流离的生活和事业寄予深切同情，溢于言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商人外出奔波造成夫妻感情的伤害，也令人感慨同情。

2．以个性自由为基础的婚姻爱情观念
“好色”观念是明后期“好货好利” 进步思潮观念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就是追求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这个思潮把男女生理情欲作为人类正常需求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小说描写对男女情欲作了真实清晰而又深刻细致的思考。明代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童心说”所倡导的重要理论观点就是强调男女婚姻爱情中的真情实感：
李贽是明代中期以后市民文化的旗手，他以“童心说”为主的真性情思想、蔑视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权威思想，以及高度赞扬肯定市民文学形式的文学思想等代表了明代中期以后市民文学艺术的基本思想基础，是市民文化各种内容和形式的重要理论源泉。在李贽思想的影响和倡导下，不仅市民文学登堂入室，成为当时社会思想解放潮流的实体性成绩，同时，当时与李贽过从较多文人如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往往都是李贽思想学说的文学实践者。[2]62
《三言》肯定了男女情欲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作者在《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古今小说》第四卷）中毫不掩饰地声言：“……情窦开了，谁熬得住？”[3]80小说以玉兰和阮三的姻缘陈述，正面提出青年男女从生理情欲出发掌握自己情感命运的理由，尤其是以孩子考中状元昭示其爱情结晶的美好前景。
从这个立论出发和发挥，为实现“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创作初衷，冯梦龙在《古今小说》中通过故事描写全面讴歌了纯真爱情的巨大力量，并将其“真情说”深入渗透到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品中。《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写北宋官员韩思厚之妻郑意娘，因金兵入寇，为人所虏，自刎守节。尸骨被金朝撒八太尉之妻韩国夫人收取，留在燕京。她的鬼魂常常白日现形。故事以郑意娘的鬼魂形象表现对爱情的专一执着，令人感动。
在《古今小说》中，冯梦龙还将对美好爱情的认识，在以往谴责负心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强调爱情婚姻的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实现地位平等的认识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是宋元以来负心汉类型故事中流传很广的一篇短篇小说。故事写莫稽落魄中入赘乞丐团头金玉奴家，却恩将仇报，后来在许公周旋下，金玉奴最后与丈夫言归于好。故事虽然未脱传统小说戏曲“大团圆”结局模式，但提出了对爱情家庭的忠贞专一问题，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普遍呼声。
作为社会较为低下的市民阶层，生活各个方面往往受到来自各方的欺负，所以对生活安全感充满期待和希望。这个观念在婚姻爱情问题上的反映，就是对干扰破坏自己正常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的社会邪恶，尤其是官僚权贵的霸道行径充满仇恨。很多小说从这个角度揭露鞭挞他们对市民爱情家庭生活的破坏和欺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古今小说》第二卷）以发生在江西赣州府赣江源头石城县的一桩“天道何曾负善人”的奇事警戒世人：“世间用计行奸者，请看当时梁尚宾”，梁尚宾，梁上的客人，“梁上君子”也。《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古今小说》地三十五卷）是一篇根据宋元话本改写的小说，写开封府蟠台寺和尚挑唆左班殿直官皇甫松休妻娶之，真相大白后被处死，皇甫松夫妻破镜重圆。以上两个故事可以说是市民阶层的现实婚姻爱情生活受到各种奸人拨乱破坏的真实感受和真实反映。

3．市民眼中的社会黑暗面
尽管市民文化已经上升成为社会文化舞台的主旋律，但从社会政治制度和话语权力的角度看，市民阶层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以帝王文化为根基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萌生的社会丑恶现象。
从市民阶层的利益角度，以市民的社会立场和价值观念出发，揭露抨击社会上各种黑暗现象和不公正问题，是《古今小说》的重要内容主题。中很多故事从梁武帝好佛而无能，到隋炀帝淫逸残暴，以及金海陵王的纵欲无度，均受到市民阶层的憎恶和嘲讽；贾似道的恃宠骄横，误国害民，落得个木绵庵受毙的下场，更是鲜明表现了市民阶层的政治意识。《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古今小说》第四十卷）写明朝嘉靖年间，锦衣卫经历沈炼因抄录和诵读《出师表》得罪严嵩父子遇害，其子奔走十年，为父雪冤。《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古今小说》第三十九卷）写富户汪信之遭到诬陷，家人全部被捕。汪信之投案自首，以死救活全家人。这些故事均深刻揭露了那些昏庸无能、贪污残暴、专权误国、卖官鬻爵、屠民冒功、草菅人命的高官胥吏，严厉抨击了官场吏治的腐败黑暗。不仅如此，作者还结合亲身经历，将抨击的锋芒指向科举考试制度。《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古今小说》第十一卷）写宋仁宗时，秀士赵伯升因为科举考试中的一字之差未能重榜。从此羞归故里，流落动静，生活落魄。一日仁宗因梦而亲自化装成白衣秀士到市井寻找赵伯升，得知他非常的博学多才。特地下旨授予他为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赵伯升上任之机才明了此事的原委。正所谓：“衣锦还乡从古游，何如茶肆遇宸游？”这些小说中举子们的意外成功和喜从天降，便是这种同情和情绪的投影。


二、《古今小说》雅俗共赏的艺术追求
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几个重要传承段落，但三者之间的界限又并非壁垒森严。很多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三种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融汇情况。以《古今小说》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就是明显代表。
从文本性质看，拟话本与话本在体裁性质上出现很大的变化。受其影响，二者在艺术表现上也出现明显不同的追求。具体表现在由宋元话本的不厌其俗，变而为以市民审美意趣为主，兼顾文人雅文化趣味的雅俗共赏取向。一方面，它将以往话本过分通俗甚至庸俗的部分适当加以雅化，同时又将所收文人作品注意将其通俗化。这样，就使包括《古今小说》在内的《三言》成为比宋元话本相对雅化，而比文人传奇等文言小说相对俗化的新型通俗小说形态。具体运用的手法有：
第一，在编织故事方面苦心经营，效果显著。为达到笑花主人所谓“钦异拔新，恫心駴目”的艺术效果，作者往往高屋建瓴，在纷纷总总的大千世界中去捕捉精彩故事元素，并以艺术匠心将其进行巧妙剪裁和安排，其情节结构或者采用单线式纵向发展的手法，在平铺直叙中显现出细密、谨严的主线；或者采用、是双线式的交叉推进，前后照应，于跳跃迭宕中往往峰回路转，出人意料；或者是辐射式的细针密线，齐头并进，于纷繁多变中叠推出层层波澜。其编织情节的具体特点有三：第一是较多运用偶然和巧合之类艺术手法，简化故事，突出促进矛盾冲突的紧张性，以使小说的主题更为鲜明；第二是善于运用一些具有细节特征的小道具，编写生动、曲折的故事，增加小说的戏剧性场面；第三是巧妙运用悬念和伏笔，以使故事情节曲折有致，引人入胜，渲染营造出强烈艺术魅力。
第二，塑造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取得可观成果。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往往也尽量避免雷同。其主要方法有：或者将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去突出其人物性格；或者通过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和动作突出人物特征；或者以精微细腻的心理描写刻画人物形象；或者以不饰雕琢的白描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或者运用对比、映衬、烘托和情景交融等手段烘托突出人物。通过使用这些手法，与宋元话本小说中较为单薄的人物形象描写相比，《古今小说》等拟话本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对《三国》、《水浒》等以类型化为主的人物形象塑造方法也有了一定的突破。从小说史发展角度看，古代小说人物塑造手段在从《金瓶梅》向《红楼梦》的转变过渡期间，即从类型化人物向性格化人物过渡的过程中，明末拟话本小说的人物塑造方法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语言表达方面，更加注意体现雅俗共赏的艺术特征。《古今小说》基本使用通俗晓畅古体白话，但程度不同地掺杂部分文言，或半文半白。这样的效果显得典雅而又不失其通俗。与宋元话本通俗质朴的语言相比，又能显得各异其趣。具体做法为在基本保持口语的基础上，又大量采用俗语、谚语等市井语言，使小说语言富于较浓的生活气息。同时，在句法上尽量采用短句句式，同时还比较注意使音调铿锵，加强音调节奏感。
三、《古今小说》融合雅俗两种文学思想的实践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和《裴晋公义还原配》这两篇作品集中体现代表了《古今小说》融合雅俗两种文学思想的实践。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古今小说》卷十二）根据《清平山堂话本》中《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改写。这是一篇把反映单纯市民意识的小说变成市民和文人均可接受的小说。在《清平山堂话本》中，柳永是一个兼文人、恶霸、官僚三者于一身的人物。他追求妓女周月仙不得，便阴险而恶毒地买通一个船夫，在周月仙与情人黄秀才约会途中，强行将其奸污。然后以此事要挟周月仙，使之被迫就范于自己。这反映了市民阶层对文人风流韵事的嘲弄、戏谑和某种恶意的欣赏态度，具有较强的市民意识。而对于很多文人来说，这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其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正是自己暗自向往的楷模，所以小说中柳永的恶霸行径，是他们不能接受，也不愿意接受的。冯梦龙本人涉身烟花的长期经历，与柳永在“浅斟低唱”中度过的一生大有相似之处。他更不忍心让柳永来充当这样一个恶霸的角色。于是，在他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冯氏把迫害周月仙的行为，安放在一个恶霸刘二员外身上。柳七官不但不是坏人，相反，当他听说周月仙的不幸遭遇后，深为同情，出钱赎出了周月仙，使他与黄秀才结成良缘。柳永本人则与另一位妓女谢玉英情忠爱笃。他的成人之美和自忠于情的行为得到众妓女的敬重。为此，冯梦龙根据《独醒杂志》和《方舆胜览》等文人笔记的记载，描写柳永死后，妓女吊柳七竞成为一种风俗。经过这番创造性的改编，小说中抑强扶弱和忠信于情这两点中心内容仍然是市民阶层的健康意识，而主人公柳永由于成为一个正面人物，这对于文人阶层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了。这样，冯梦龙就巧妙地把一个在市民立场上揶揄文人的小说，变成了一篇虽然赞颂文人，但却是文人和市民共同可以接受的小说。

《裴晋公义还原配》（《古今小说》卷九），这篇小说根据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中“裴度”条改写而成。《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是使一部明显体现市民意识的小说染上一些文人色彩，而这篇小说则是将一篇文人化的文言小说变成市民也能喜闻乐见的白话通俗小说。作者从四个方面对这篇小说重新进改写加工。首先是语言的通俗化。《玉堂闲话》作为文言小说， 由于它面向文人学士的单一化服务对象所决定，其“裴度”条语言精炼而聱牙。而冯梦龙更加注重的读者对象则主要是市民，其次才是包括文人。如“裴晋”条文字是“时晋公在暇，因微服出游。”一句，冯梦龙《古今小说》则通俗改写为“原来裴令公闲时常在外面私行耍子”。写唐璧遇盗后，《玉堂闲话》写道，“告敕历任文簿，悉无孑遗”[5]1221，《古今小说》则改写为，“舟中一应行李，尽被劫去，光光剩个身子”。经过冯梦龙的改写，通俗易懂，“谐于里耳”。第二，对情节的适当增添。在“裴度”条中，情节相对简单，首先概括介绍某人遇盗经过，然后是在湖纠客店中遇到裴度，诉说不幸。嗣后写裴度回府，次日便召见某人，归还黄小娥，重封其官。而冯梦龙将其増添了刺史为奉承裴度，县令为讨好刺史而将黄小娥强行抢去，黄小娥的父亲黄太学去县衙讲理受辱的情节。这样的改编对主题的提炼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改造提炼主题。“裴度”条主题相对单纯，它通过裴度还黄小娥，歌颂了裴度据高位而不倚强凌弱，成人之美的品质。在《古今小说》说中，小说主题得到了深化。增加了刺史和县令抢黄小娥的具体情节，使得小说原来歌颂的主题，变成了歌颂与揭露并行的双重主题。“裴度”条黄小娥被抢，只是在某人（即《古今小说》中的唐壁）的叙述中一带而过，“某将娶而未亲迎，遭郡牧强而致之，献于上相裴公矣”。王仁裕之所以这样简写，一方面是受儒家传统的“隐恶扬善”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很清楚作为文人文学的笔记小说，揭露统治阶级的恶劣行为不是主要目标。但就在这简短的叙述中，冯梦龙却以他大艺术家的敏锐目光，发现了其中值得生发的蕴涵。他把这篇故事收入在《情史》中，然后批曰：“以裴晋公之人品，而郡牧犹有夺人妻以奉之者，况他人乎！一分权势，一分孽，非必自造也，代之者众矣。当要路者，可不三思乎”[6]114？（《情史》卷四）冯氏认为，权势是造成这种社会危害的原因，因为掌权者用不着自己动手，下面那些想借助于权势为自己谋利益的人自然会替当权者去做。冯梦龙把这个意思加进小说，是为了提醒那些当权者，注意手下那些“郡牧”“强而致之”的行为。改编后的主题，既体现了市民阶层对统治者残害人民行径的憎恶，也反映了封建文人政客们对自己的代表人物裴度优秀品质的赞美。正是在作品主题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冯梦龙使市民阶层和文人们的审美要求达到了一致。这也是他融合两种文学思想最出色的成果。第四，细节的描绘。“裴度”条的描写比较简单，全篇只有四百余字，而《义还原配》却竭尽铺张描写之能事，全文共七千余字，扩充了近二十倍。如对刺史和县令强抢黄小娥一段，冯梦龙先写晋州刺史想寻一出色女子为歌妓队领班；闻黄小娥之名，嘱托万泉县令去办。县令与黄太学再三强求不得，于是乘黄太学清明扫墓之机，强抢小娥，送入刺史府，黄太学去找刺史，又遭辱骂。通过这种细节描绘，更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晋州刺史和万泉县令残害人民的暴行，从而深化了主题。

综上可见，在市民文化取代士人文化，成为社会文化主流的时候，冯梦龙却没有以排他的做法把通俗文学的文学理念推向绝对和极致，而是以雅俗共赏的态度来打造拟话本小说，使其成为市民阶层和士人阶层都能接受的文学形态。这一成功尝试，不仅是明代拟话本小说能够占据图书市场份额，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同时也对明清以来戏曲案头化，阅读化的走向和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于当下通俗文艺的发展方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J] 求索，2017（3）
[2]宁稼雨.中国文化三段论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J] 中原文化研究，2019（2）
[3]冯梦龙撰，许政扬校注.古今小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李贽.焚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李昉.太平广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6]詹詹外史评辑.情史[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The Popular Literary Attribute of "Ancient and Modern Novels" and the Practice of Combining the Two
Kinds of Literary Thought


Abstract:Feng Menglong's "San Yan", including "Ancient and Modern Novels",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three paragraphs" of Chinese culture proposed by the author with its popular literary attributes. But in terms of specific literary phenomena, the boundaries between emperor culture, scholar culture, and citizen culture are not tight. As a masterpiece of novels in the Ming Dynasty, "Ancient and Modern Novels" is also a successful practice that merges the two literary concepts of elegance and the comm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ivil cul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Faced with the materials from the scholarly culture and the civic culture, Feng Menglong eliminated the vulgar part of the civic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refined it; on the other hand, he tried to reduce the part that isn't read smoothly in the material of scholar cultur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factors of interrogation in human cultural materials reflect his original intention of "fit majority of people ".
Key words: "Ancient and Modern Novels" Common culture Elegance and common appreciation

（本文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