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舅舅扮演者赵晖

我的父亲赵庭章，生于1918年十二月初七申时，殁于1985年十二月十二日，生寿六十六岁。现已离开我们35年了，然而，父亲的声容笑貌，历历往事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从祖母和父母及亲朋的叙述中，我知道了父亲的身世。他祖籍湖南省双峰县锁石镇横石村，出生在湖南省武冈县城。三岁时其父（我祖父）赵树先（载太），因吸食鸦片与我祖母（李纯贞）不和，竟抛妻别子出走外地，数年杳无音讯。孤儿寡母无经济来源，祖母只好把比父亲大二岁的赵兰秀（我姑母）送给袁家做童养媳。祖母带着孤儿改嫁到湖南城步（今城步苗族自治县）花桥戴朝亲家。戴家继父无后，待他视为己出。父亲少时尚有志向，十来岁时，就孤身一人来回奔波从花桥到武冈学做点小生意，后又跟随舅父李连生（我祖母的大弟）学徒杀猪。由于他天资聪慧，身板结实，比同龄人早熟，十五六岁就独立门户，操刀屠业。并能在商海沉浮中站稳脚跟，立业成家。1940年娶妻程氏梅芳。1943年十月。我在武冈城木货街的“王家祠堂”出租屋诞生。儿时对父亲的印记，现在还记忆犹新：天还只蒙蒙亮，父亲就赶早起来杀猪。一般人杀一头猪要二三个人帮忙才奈得何，而父亲他能一个人将百多斤的壮猪揪起耳朵，提起前脚，按在堂屋门坎上，麻利地一刀捅进猪的前胸，只见一股冒着热气的鲜血喷射而出，垂死的壮猪发出刺耳的嚎叫，不一会便死在了父亲的屠刀之下。我曾觉得父亲残忍，也认为屠宰这个行业是三教九流中最低贱的职业。父亲向我解释说：凡是生灵，都有轮回，前世作恶多端的，今世就会变猪变牛，遭此报应。我杀猪，是为牠褪去“毛衣换布衣”，来世就可投胎变人享福。父亲这番解释是从佛教善恶报应、福祸轮回的教义中演绎而来，确也能为屠杀生灵之举辩解。“业精于勤”，父亲在屠宰这一职业中，真有“庖丁解牛”之术。一头猪在他手里，从开杀到褪毛剖腹开边，半个时辰就能完成。肉案上的猪肉，任由顾客挑精选肥，指哪剁哪，一刀下去，重量与顾客要称多少不差半两，而且价格合理，童叟无欺。他还有两条“绝招”：一是无论顾客称多少斤两猪肉，称钩一落，父亲就能将猪肉金额一口报出，堪比现时的电子称显示，我对父亲的心算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二是猪肉越卖到后来肉质越好，方方正正，无骨无皮，肥瘦适中，精精爽爽，最受顾客青睐。

父亲艰辛劳作，苦心经营，天未亮就要杀猪，清早起就要上市卖肉，每到夜晚还要到赊账的顾客大户家收钱。我几岁时就经常跟着父亲在武冈县城的大街小巷中摸黑穿行（当时没有路灯），我负责用一个小布袋揹收来的铜钱，牵着父亲的衣角，迷迷糊糊走啊走……小巷透出了微弱的油灯光亮，我立马就兴亢起来，因为我知道前面是卤菜担，父亲一定又会买一串卤豆腐犒赏我收账揹铜钱之功。他自己也会要一只卤鹅掌，大口啃起来……

我、碧英、仲艺都是在武冈出生的，碧英和仲艺之间母亲还生下三胎男孩，可惜都因病夭折了。加上在城步花桥出生的云芝、仲平和仲喜，母亲一共生了九胎，所以仲喜排行第九，小名又叫“九陀”。十余口之家，吃饭穿衣，全靠父亲一把屠刀起早摸黑苦心经营，才能勉强维持全家生计。父亲肩上的担子是多么的沉重，付出的艰辛是何等之巨大啊！父亲幼时曾拜认一“和尚”为“亲爹”，故社会上一些人也称他为“赵和尚”。我曾对这一诨号非常反感，认为这是侮辱我高大形象的父亲，成年后我回到出生地武冈故地访亲，见到一些与父亲同辈的老人，他们都是把“赵和尚”作为昵称，并无不恭鄙薄之意，总是啧啧称奇，夸他有本事，赞他讲情义。

1949年10月，武冈解放，父亲31岁，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之时，被选为街道闾长（相当于现时的社区居民组长）他积极协助街道工作，为红色政权建设尽微薄之力，我印象深刻的是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他亲自动员了我母亲的侄儿程显樑报名参加志愿军。他在闾里发动群众，带头捐钱捐物支援抗美援朝。还协助武冈公安局破获了一起贩毒案，首犯被判处了死刑。

1950年，父亲从街道办事处收到一封从宝庆（今湖南邵阳市）发来的信，写信人自称赵树先，这是离散近30多年的生父想落叶归根，回到武冈。并说已戒掉鸦片恶习，还能画画谋生。父亲得知这一讯息，不仅不对生父抛妻别子无情无义之举怀有怨恨，而且还四处借贷凑足几个铜板，买了几双草鞋，日夜兼程徒步三天赶到邵阳（当时未有公路汽车），把生父接回武冈。树先爷爷的形象，碧英也该还有印象吧。他身高170公分以上，一袭长衫，风度洒脱，五官端庄，笑容可掬，一副文人骚客的模样。他几十年飘零在外，专靠绘画谋生，他曾对我说起，在武汉看梅兰芳演戏，他送了一幅自画的“墨梅”，受到梅先生奖赏十块光洋的盛事。按我现时的眼力来评定爷爷的绘画功力，应在市级以上的水准。完全可以称为“画家”。他以国画写意为主，兼攻炭粉人物肖像。山水花鸟，栩栩如生；挥毫泼墨，风起云涌。颇有王安石所赞：“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爷爷画的《猛虎出山》、《墨龙飞天》、其“龙颜虎威”如刻在我幼时的脑海里，七十多年了，仍挥之不去，他画人物肖像，要本人坐在对面，端详揣摸画下轮廓，个把钟头就能绘就一幅形神兼备的画作。他饱读诗书，博古通今，教我习文学字，背诵《全家宝》、《三字经》。我幼时取名“赵长佑”他改为“赵仲芳”；“赵时英”改为“赵碧英”。我读初中后喜欢语文，文艺、图画，这很可能与爷爷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有关。后来他老又毒瘾重犯，不听劝阻，于52年又独自离家飘零，不到二个月，客死在邵阳旅店，安葬在郊区，成为“毒品”恶魔手下的“孤魂鬼影”。每年农历七月半，焚烧冥财，祭奠亡者，我都会恭恭敬敬写上他老的讳名，以表缅怀之情。

1954年，花桥戴家爷爷病逝，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我祖母），本已参加武冈湾头桥供销合作社工作的父亲，做了一个改变全家命运的“战略”决策，舍弃国家工作，放弃城镇户口，全家迁移下放到城步花桥当起了农民，分到了田地山林，还划上了贫农成份。父亲踌躇满志，要想在这“广阔的天地”施展身手，有所作为。从杀猪经商到面朝黄土背朝天与泥巴打交道，这可是父亲人到中年“创业史”上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啊！幸好他从小吃过苦，不畏艰难，加之有一付好身板，大力气，头脑又灵活，犁田耙田，插秧割禾，看样学样，无师自通。家里住房窄小，他上山砍树，请木匠画墨指点劈、锯，搭成人字剪刀架，剥下杉树皮当瓦，再到山上砍伐楠竹，破成瓜子篾，编成篱壁。房子虽然简陋，但也能遮雨挡风。全家过了几年虽不富足但为安逸的田野农家生活。1958年，全中国刮起一股“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极左狂风。由于天灾人祸，1960年，全国人民都过上了“苦日子”。公社时常要开现场会，免不了要聚餐。由于父亲年轻时在武冈见过一些大厨师办酒席，学了一点烹调技术，这时就派上了用场，被公社雇请当大师傅。露了几手炒菜的真功夫，被城步丹口区公所唐国杰书记发现，1961年父亲被招聘到他所在单位当炊事员。俗话说：“天旱三年，饿不死个烧火和尚”，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可是个美差啊！

我当时正在城步一中读高一，成天饿得慌，只好和班里的同学到“菜园里”（现城步一中处）的菜地上挖一些残留的白菜根，用瓷把杯，放点清水和盐煮着充饥。感到“味道好极了”。自从父亲干上了这份美差，全家兄弟姐妹唯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从县城疾步赶到丹口（20来里路）父亲早就把剩下的好菜和米饭热在蒸笼里，我端起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父亲在一旁看着我，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这笑容包含着严父慈母般的情愫，这笑容也如一汩甘露清泉流进了我干涸的心田，几十年过去，这笑容还刻印在我记忆里，让我感恩和流泪……

父亲种田务农，终是半路出家，自然比不上精于农活的劳力，当时在生产队出集体工按定额记工分，由于我家人多劳少，年终决算，拿不回全家的基本口粮。幸好按当时的政策，只要本人愿意，生产队可以允许少部分社员“找副业”挣钱，投资给生产队记工分。父亲到武冈买了一台手摇做面的机械，跟师傅当了几天学徒，在花桥粮站的支持下，（记住这些恩人：戴廷池、杜正德、肖辉成、夏世保等）开办起花桥梓第一家制面作坊。父亲凭着活络的头脑，能干的手艺，为养活全家老少闯出了一条生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礼记、大学》，父亲肯定没学过。但在实践“齐家”（经营好自己的家庭）这条古训上，父亲确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他为了生计，除屠宰、务农、烹调，还会补鞋、配锁、修电简、染布等手艺，“文革”结束后，政策放开，他如鱼得水，挑着染布担子从花桥、西岩、土桥、蒋坊、清溪……“赶连场”，每月巡回；八十年代初，又重操旧业，在花桥“摆案桌”卖肉，花甲之年又焕发了年轻时的青春……更为称奇的是他老来爱上钓鱼，垂钓之术在那时的花桥梓名声显赫，只要放钓，从不放空，甚至还传出他老人家，要家里人烧火架锅，不等锅红他随即就能从近河里钓几条肥鱼下锅的“传说”。赵晖小时在花桥就吃过很多爷爷钓的鱼。我和碧英也吃过不少父亲烘烤熏得腊黄喷香的干鱼。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父亲崇尚侠义，好打抱不平，结下许多“生死相交”的兄弟，并以诚相待，为朋友济困解难，“两肋插刀”。50年代初，武冈公安大队有一位邵东籍的司务长，赵卫甫，因经常采购猪肉，赏识父亲的人品和商德，虽相隔二十余年我们失去联系。但1970年在邵阳洗衣粉厂搞供销的他到城步出差，竟打听到我和碧英，还送了几包散装的洗衣粉到碧英的住处，并还赠给我一支“派克”钢笔。嘱我多学《毛选》。父亲还有一大群认他“干爹”的“寄名崽”，年过70的林国光是40年代在武冈和我一起长大的同伴，也是父亲最孝顺的“干儿子”。现在还和我们亲如兄弟，保持联系。父亲经常对我讲，“钱财如粪土，仁义重千金”。武冈尖山我鳏寡孤独的满舅程显林去世，没有棺木，父亲二话没说，把为自己做好的棺木送给他安葬，成为当地传颂的要闻。我姑姑赵兰秀原居武冈郊区，父亲打通各种关节，将姑姑全家迁移到花桥南塘，并还为她在大队水磨坊谋上碾米磨粉的事做，全家生计得以解决。父亲这种“生死相顾”的亲情观，是我们赵家最宝贵的财富和美德。乡间有关父亲的负面流传是说他赌钱打牌狠，十打九赢。他抓牌在手，就能记下点数，然后摞在一起，字牌行话叫“打收张”要“吃”要“碰”，成竹在胸，确是赌场“常胜将军”。当时“打牌”，被定性为“赌博”，是违法的，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我和碧英曾多次劝阻过他，有时甚至“声色俱厉”。但收效甚微。

1982年，父亲做了几年小本生意，辛苦赚攒了万把块钱，要我为主，把花桥老宅重新翻修，这是当时花桥老街上第一栋砖木混泥土二层建筑，完成了他一生“居有其屋”的心愿。

我们几姊妹能有今天，全靠父母的养育。父亲的形象在我们心中是高大伟岸的，他苦难的童年，传奇的人生，卓越的业绩是我们赵氏家庭的丰碑。父亲英雄豪杰一世，从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也不在强权下折腰。“文革”时期，农村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父亲因制面、卖“凉水”、修锁、补鞋、做小生意等经营活动，被公社定为“走资本主义”典型，家里制面的机械也被没收，抬到公社，日晒雨淋，成了废铁。真的是断了全家的财路，砸了全家的饭碗。公社还召开大会，父亲被五花大绑，挂牌上台接受 批斗，当时的公社书记杨X业在大会上，要父亲承认“走资本主义”，是刘少奇的黑爪牙，父亲不肯低头认罪，还辩解说：我制面是把老百姓做好事，免得他们想吃餐面还要走几十里路到西岩、武冈邓元泰。社员自留土种的和队里分的麦子，还可以来我面坊里“兑换”面条，不收粮票，只数五分钱一斤的加工费……“批斗会”成了“辩论会”，杨X业暴跳如雷，猛地掀脱自己的帽子，“啪”的一声撒到桌子上，声色俱厉地怒吼道 “我舍得把咯顶帽子丢掉（意为丢掉官帽）也要把你赵庭章斗垮斗臭，永世不得翻身”！父亲怒目圆睁，斩钉截铁回应道：“我舍得这身上百把斤肉，看你又把我赵庭章何滴！”批斗大会出现这种僵局，在那个没有法理的乱世，是极为罕见的，幸好父亲没有民愤，而且人缘又好，执勤民兵又是我同龄的伙伴，他们从中劝阻和打圆场才未酿成“武斗”的悲剧。事后我回到花桥家里，生性刚烈的父亲流着眼泪向我诉说了批斗会的经过，说当时真想一头撞死在台边的柱子上，但想到全家老少，只得放弃了“鱼死网破”的念头。我现在七十多岁了，回想世事沉浮，诸多恩怨情仇已烟消云散，唯独杨X业这个“辱父的仇敌”，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已八十多岁，我还经常在城步街上看到他像孤魂般游晃，一见他面，就想起老父被他当年批斗的场景，真有“狭路相逢，分外眼红”之愤，恨不得冲上前去羞辱他几句。理智还是让我选择了淡然。

父亲身强力壮，体质健康。我印象中，年青时他食量惊人，一餐能呷斤把米斤把肉，肉包子一次可以吃从手腕排到腋下（十个）这么多个，他嗜烟，不好酒，但好兴起来二斤米酒灌下去若无其事。60年代初，人到中年的父亲竟患上“支气管扩张”的顽疾，病症是咳嗽吐痰，气急哮喘，然后大口咯血，严重时还从口鼻喷发而出，鲜血染红床前，叫人心惊肉跳和恶心。当时花桥农村条件很差，无医无药。父亲发病，碰上我从学校放假回家，我曾多次只身一人从花桥步行到武冈城（40来里）找武冈中医院的唐少隐老中医开药，他认识父亲，态度很热情，医术又高，每每只要服下他的中药，三五天父亲的病就能止血痊愈。我还记得，有次父亲病发，来势汹汹，吓得全家不知所措，当时碧英在武冈师范读书，记不清她是如何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与同学曹基宁晚餐后从武冈动身摸黑过“渡头桥”，穿“三浪铺”，翻“王家坳”，晚上九点回到花桥父亲的病榻前，讲起途中被恶犬追咬的事，曹基宁还拍胸跺足连说“吓死了，吓死了”！也许是父亲体质好，抵抗力强，每次病后，他能吃能喝，身体也恢复得快。

父亲心灵手巧，为了这个家，他绞尽了脑力，费尽心血。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刻苦磨练，也能初通文墨，提笔记账，看连环画，约有小学水平。在生活中，他还是个很有情趣的人。他爱看戏，特别是武冈祁剧，用现代词汇表述，算得上“铁杆粉丝”。对祁剧界的名伶，他如数家珍，能道出了许多“花边新闻”和奇文轶事，还能哼上几句“戏文”，擅长“花脸”的角色。他爱好武术，力大过人。记得我小时候同他到武冈大甸尖山外婆家拜年，跟舅舅家的狮龙走乡串村欢闹，冰天雪地，父亲赤膊上阵，露出块块肌肉，把我托在他手上表演杂耍，总能惊艳全场，获得阵阵喝彩。在花桥村里，耍狮舞龙，他是教练，又是主角。他耍狮子屁股，能把舞狮头的提过来举过去，在三张“品”字形桌子上翻爬滚跳，还要把狮头托举在手臂上“挂牌”。有一年春节，村里要耍蚌壳，天命之年的父亲竟自告奋勇扮演逗蚌壳的小丑，风趣幽默，维妙维肖的表演，把观众逗得嬉笑颜开。

回想父亲的一生，我为之骄傲自豪，也深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怆和愧疚。他劳碌一生，晚年时应乐享天伦，过上幸福安逸的日子。然而我们六子妹，三个大的在外工作，既要忙事业，又要管小家，老母亲成了全家的“总后勤”，“总保姆”，赵欣、赵晖、赵晴、赵莉、赵宁、赵鹏......赵涛，一茬接一茬，茁壮成长，老母亲为抚育孙儿女只能长年与老伴分开，无暇照顾，留下孤独的他在花桥老屋苦度残年....我猛然想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警言，自感羞惭难当.....

1985年10月，接到花桥家里的电话，说父亲病重，我匆匆赶回，见父亲神志不清，失语哑言，忙赶回县城，住进人民医院。当时县医院的医疗水平有限，住院半月尚未确诊是何病，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父亲已不能言语，懵懵懂懂，只能根据表象吃药打针。二十来天后出院住到企业局仲艺家，服中医院廖飞飞开的中药，仍未好转，几天后父亲与世长辞。装殓父亲遗体时，运保为老父亲修容理发的虔诚形态，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任何人也不能免除。我最感痛心的是父亲老年没有像我母亲那样享受到子女儿孙绕膝之乐和尊爱崇敬，最感遗憾的是他老从生病到临终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没有回应一声儿女孙辈们对他怆天悲凄的呼喊.....

父亲生前在花桥石虎山下的腰子形自留地，与时任西岩区长的陈立海（后调武冈任副县长和政协常务副主席）积肥修草皮，望着脚下开阔的田垅，笔直的公路，连绵的远山，对陈说：这里的风水好啊，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可以老远就看到儿孙们回来看我....陈立海是我在轻骑队的队长，和我是好朋友，他曾把父亲的这个想法告诉过我。1985年十二月十五日，按父亲的遗愿，我们把他老人家安放在这里。至今算来父亲已经离开我们35年了，35个清明，我35次跪在父亲坟前，怀念祭奠他老人家的英灵，也赎悔对他老人家生前的缺孝少顺，深深遗恨“子欲养而亲不待”。

现拙此文，呼吁赵氏后辈们，缅怀先辈功德，宏扬孝义精神，尊老爱幼，同命共运，永促家业万代荣昌！（2020年4月22日）

附：陈梅寿《感言》

我是第一个读到仲芳写的回忆录“我的父亲”。他问我有什么感想，并还动员我写篇“读后感”。我说我不会写文章，加之我“人微言轻”。他敦促我说：现在我俩是赵家的长兄长嫂，有义务和责任把全家族团拢在一起，把父母养育我们的功德铭记下来，让忠孝仁义的淳朴家风世代相传……受仲芳的启发，我怀着忐忑激动的心情，第一次当着全家大小发几句“感言”：

1969年10月1日，我和仲芳成亲，从此成了赵家的人，是父母第一位长媳。70年生下赵晖后，我从大古调到花桥卫生院工作，就近与奶奶、父母、云芝、国陀、九陀几子妹生活在一起，1978年8月我离开花桥老家调到县城工作。受父亲的恩泽，从69年到85年，整整16年。对父亲的印象从我所见所闻中的感觉是：高高大大，性格豪爽，会做生意，会钓鱼。

　　看了仲芳写的回忆录后，才得知父亲“童年的凄苦，传奇的人生，卓越的业绩”。他老的形象陡然在我心中“高大伟岸”起来，我为赵家能有这样的先祖而自豪，为作为赵氏大家族的一员而骄傲。

　　仲芳近一个星期来，伏案奋笔，撰写对父亲的回忆，对我谈起自己的初衷：是想把自己所见所闻父亲的坎坷人生经历，和功德让全家族后辈存记留念。讲到父亲为了养活全家老少，敢于顶着当年极左政治压力，拼死抗争，反而遭到儿女们的不理解而怨恨的酸楚往事，他哽咽含泪，泣不成声......

　　我理解仲芳，理解他对父亲迟来的“挚爱”，理解他是想通过此文，呼起赵氏家族全体成员，对长辈的“敬爱”和互相更加的“关爱”。（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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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仲芳（1943－　　），男，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人，苗族。县市作协会员、城步县戏曲家协会理事、城步县夕阳红艺术团团长，“苗乡老戏骨”。上世纪80年代，他曾在城步县公安局工作，经常发表公安纪实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