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的小说代表作,路翎的长篇小说

提到路翎，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如果说到他的作品，就会知道，原来是他。

风靡一时的《饥饿的郭素娥》《洼地上的战役》《初雪》，当然还有可作为经典流传的长篇小说佳作《财主底儿女们》等等。

而路翎这个笔名背后的故事，鲜有人知道，那是他的一段青葱往事。

1923年，一个男孩出生于江苏苏州，外祖父是苏州巨富。两岁时父亲病逝，这个男孩随母姓徐，叫嗣兴。在他没起笔名之前，我们暂时叫他徐嗣兴。中学没读完，徐嗣兴因为思想激进被学校开除了，从此他就走进了社会这所大学，再也没有正式读过书。1939年，16岁的他进入三青宣传队工作，在重庆的两路口工作。在那里认识了姚抡达和李露玲，三个人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

李露玲，湖北沙市人，与路翎同年出生。李露玲外貌姣好，大大的眼睛，弯弯的眉毛，身材娇小玲珑，颇有演员的潜质，在沙市县城里有“邓波儿”的美名。本来正值上中学的年纪，可是她家没钱供她读书，于是她就报考了三青宣传队。

去重庆之前，她将自己的名字李世屿改为李露玲。因为她看了胡兰畦的《在德国女牢中》，将里面的女主人公叶露玲当成了自己的偶像，于是改名为李露玲。

胡兰畦（左））

宣传队的女孩子都很美，然而李露玲除了美之外，还特别热爱阅读和学习，徐嗣兴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没事儿就躲在一边看巴金小说的娇小美丽的女孩子。

除了李露玲，徐嗣兴还交到一个好朋友，那就是会唱歌的姚抡达。李露玲和徐嗣兴管理宣传队里的服装和道具，偶尔唱唱抗战歌曲，演演小角色。而姚抡达则在乐队。

因为李露玲的个子矮小，这两个大哥哥都对她关怀备至，徐嗣兴还曾教过她游泳。

次年，他们离开了三青宣传队，经胡风介绍，来到育才学校教书。育才学校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教育模式，就是让大学生来教小学生，相当于社会实践。

徐嗣兴当文学系的小先生，姚抡达当音乐系的小先生，李露玲则当学生。

在事业上，他们三个人齐头并进。李露玲表现出唱歌和演戏的天分；姚抡达在周恩来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演唱的《嘉陵江上》受到年轻人的热烈欢迎，被四处传唱，一时间风光无两；徐嗣兴则拼命读书和写作。

可是不久，李露玲染上了疟疾，徐嗣兴征得家人同意，让她到自己家里养病，和他的妹妹住在一起。后来，李露玲病好之后，在小学代课补贴家用，依然住在徐家。

徐嗣兴每天晚上都会到楼下李露玲的房间，帮她备课，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来，他又给李露玲介绍了很多书，比如高尔基的《母亲》等，每天规定她读多少，晚上检查进度，而且还让她写读后感。

他们的关系很亲密，但又不逾矩，彼此心里清楚，但嘴上不说，行动上却没有什么，徐嗣兴仅仅贴过李露玲的额头一次。与此同时，徐家人也都将李露玲看做是徐嗣兴的女朋友。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着，可是李露玲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女孩子，她不想就这样度过平凡的生活，贤妻良母并不是她的理想，她的梦想是当演员，只是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徐嗣兴虽然是一个文学天才，可实际生活中却有些拙于表达，丰沛的内心无法以语言的形式来表达。而姚抡达则不然，他热情活泼，能说会道，还会唱歌，最最重要的是，他经常夸李露玲天生就是一个演员，如果一直在这个农村待下去，太浪费了。

关于他们三人这一段相处的日子，徐嗣兴后来的一些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呈现。如小说《谷》中的林伟奇和左莎，话剧《云雀》中的王品群曾经对朋友李立人的妻子陈芝庆说过这样的话：

“你原来是一只云雀，可是现在，你在这个巢里面！”

后来，王品群果然带走了陈芝庆，可以说，这就是他们三个人之间情感纠葛的写照。

徐嗣兴拙于表达，姚抡达能说会唱，李露玲自然比较偏向于姚抡达。

关于徐嗣兴和李露玲分手的具体原因和过程，有四个版本：其一是姚抡达劝说李露玲和他一起去桂林参加演剧队；其二是他们发生剧烈的争吵，两个男孩子让女孩做出抉择，李露玲选择了姚抡达；其三是徐嗣兴一次次地看到姚抡达来家里找李露玲，看出了端倪，就将李露玲的行李扔了出来；其四是姚抡达和李露玲一次外出之后，彻夜未归，徐嗣兴终于明白了，于是放他们二人走了。

这件事对徐嗣兴的打击很大，他不想留在重庆，想要远走高飞，要么到延安，要么到新疆去，忘掉这失恋的痛苦。很快他就去了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当职员，又去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当讲师。就是在这个阶段，仅仅只有19岁的徐嗣兴的文学才能喷薄而出，进入了创作的高峰，他写了被邵荃麟评价为“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以及当时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

如果不是这段恋情，或许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会出现一个闪耀的名字——徐嗣兴。然而，对于青年人来说，感情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大到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虽然写作可以寄托他的情感，可是那段回忆无论如何也抹不去，始终在徐嗣兴的眼前和心中挥之不去。他忘不掉初恋女友李露玲，她的倩影，她的身姿，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昨天。他忘不掉好友姚抡达，大家一起指点江山挥斥方遒，青春意气，依依深情。

于是，有一天，在给文学导师胡风写信的时候，徐嗣兴说要把书名改为“路翎”，作为永久的纪念，在信中 ，他这样写道：

“名字我也曾想到，只是想来想去，别的也一样仿佛不好。自己纪念两个朋友，就用‘路翎’吧！”

徐嗣兴要将这不舍的恋情和友情镌刻的心头，留下永久纪念，或许变成了白纸铅字才足以证明情深恒久。从此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了一个人诗意斑斓的名字：路翎。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作家姓路，叫翎。仿佛，一只在大路上空飞翔的鸟儿，意境辽阔，令人遐想和回味不已。

实际上，这个名字却是纪念自己的初恋女友——李露玲。他永远也忘不掉她。可是路翎说，是想纪念他的两个朋友。原来“路”指的是李露玲，而“翎”则是姚抡达，要知道姚抡达在合川时候的笔名是“彤翎”！

最后，姚抡达和李露玲到了桂林，只是很快姚抡达就有了新欢，他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女演员，抛弃了李露玲。李露玲一气之下，和姚抡达分了手，自己生下孩子，独自抚养。

姚抡达的事业蓬勃发展，成为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担心新中国剧社音乐指导，广西省立艺术师资班的声乐老师，可以说桂林是他的福地。解放后，他第一个将《东方红》在上海唱响，独唱领唱了《咱们工人有力量》《海港之夜》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还录制了新中国第一张黑胶唱片《东方红》，可惜后来英年早逝，1965年因病去世，享年44岁。

对了，姚抡达后来的名字叫姚牧。

李露玲后来真的成了演员，同同剧团的一位演员结了婚，1947年出演电影《花外流莺》《各有千秋》《三女性》《玉人何处》；1948年出演电影《地狱天堂》，并在香港主演《白毛女》，轰动一时。

拥挤的三个人，如今却各自奔赴前场，各奔东西，令人不胜唏嘘。值得一提的是，路翎后来的妻子余明英是李露玲的同乡、同学兼好友。

自从他们1944年结婚，没过多少好日子，一场浩劫便席卷而来，路翎这个文学天才便遭遇牢狱之灾，他一片霞光的创作之路变得无比坎坷，一代文学天才就这样遭受命运的重创。

后左二 余明英 后左三 路翎 前右一 胡风

参考文献：

朱珩青：《路翎传》，大象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