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申克的救赎 姐妹篇,肖申克的救赎姊妹篇电影

1

这一切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当时州立监狱还在冷山。当然了，还有电椅。

狱中囚犯常拿电椅开玩笑，对令人恐惧却又摆脱不掉的东西，大家总喜欢如此地取笑一番。他们管它叫“电伙计”，或者叫“大榨汁机”。大伙谈论电费单，谈论那年秋天监狱长穆尔斯不得不自己做感恩节晚餐，因为他妻子梅琳达病得没法做饭了。

不过，对于那些真的要坐到电椅上的人，这些玩笑很快就不合时宜了。我在冷山那会儿，曾负责过七十八次电刑（这数字我从来不会弄错，我到死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对大部分受刑的人来说，当脚脖子被钳在“电伙计”结实的橡木腿上时，他们就觉得真的完蛋了。接着，他们就意识到（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里涌上一种冰凉的惶恐），自己的大腿玩完了。血液还在体内奔流，肌肉也依然强健，大腿却完了，再也不能行走于乡间，不能与大伙一起在建谷仓的庆典上和姑娘跳舞了。从脚踝往上，“电伙计”的主顾明白死亡在即。胡言乱语、支离破碎的临终叨咕结束后，一只黑色的丝绸袋子罩上他们的脑袋。这袋子说是给他们用的，可我总觉得它实际上是为我们备着的，为的是不让我们看到他们屈着膝，知道死亡临近时，眼神里所涌现的畏惧。

在冷山，并没有死囚区，只有一个与其他四幢房子隔开的E号楼，仅其他楼房的四分之一大，不是木结构，而是砖砌的，房顶的金属皮裸露着，在夏日的阳光下，就像一只神色谵妄的眼球，令人胆战。房子里面有六个单间，每边三间，中间隔着一个宽阔的走廊，每个房间几乎都有其他四幢房子里单间的两倍大。它们也是单人使用的，就监狱来说，这样的住宿条件算是很不错了（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不过，住客宁愿拿它来换其他四幢楼里的任何房间。相信我，要真能换就好了。

谢天谢地，我在那里当看守的几年里，从来没有一次是六个房间都住满的。为这样的小小恩惠，真要感谢上帝。里面最多时住四个人，有白人也有黑人（在冷山，死囚之间是不实行种族隔离的），那里就像是个小型的地狱。其中一个是名叫贝弗莉·麦考尔的女人，她黑得像黑桃A，却漂亮得要命。她忍受丈夫殴打六年了，可要是他在外偷鸡摸狗，那她一天都受不了。有一天夜里，她得知丈夫又在偷情，就站在楼梯口，那是通往他理发店楼上公寓的必经之路，等着那个倒霉的莱斯特·麦考尔，他的老友们（也许还有那个他刚开始交往的情妇）都管他叫“剃刀”。她一直等他把大衣脱到一半，就用“剃刀”自己的一把剃刀，把他偷情的内脏挖出来丢到鞋子上。离坐“电伙计”还有两晚的时候，她把我叫到那个单间，说梦见非洲的灵父来见她，让她放弃奴隶姓，死时用自由身的姓氏玛图奥米。这就是她的遗愿，即死亡执行令上要用贝弗莉·玛图奥米这个姓名。我想她的灵父并没有给她任何名字，或是任何她可以说得出的名字。于是，我就说，可以，行，好的。当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狱卒的那几年里，我明白，除非我迫不得已，决不能拒绝死刑犯的要求，贝弗莉·玛图奥米这件事也不例外。次日下午三点左右，州长来了，将她减刑为在格拉西山谷女子监狱终身监禁（我们事后常用“睡牢狱不睡老公”来形容它）。实话说，看到贝弗莉朝值班桌走去，丰满的屁股朝左边而不是右边转去时，我很开心。

大概三十五年（至少是三十五年）以后，我在报纸的讣告栏里看到这个名字，上面的照片里是一张黑人女性瘦削的脸，满头白发，架着一副莱茵水晶石的眼镜。正是贝弗莉。讣告上说，她死前的十年是自由身，还差不多单枪匹马拯救了莱因弗尔斯小镇上的一家图书馆。她还在主日学校里教过书，并在这个小小的穷乡僻壤广受爱戴。报纸上的标题是图书馆馆长死于心脏病，下面的文字更小些，算是一段补充：曾因谋杀罪服刑二十余年。只有莱茵水晶石镜架底下的那双大大的、热情的眼睛还是老样子。这双眼睛属于这样一个女人，即使到了七十岁，在万不得已的时刻，她也会毫不迟疑地从装消毒剂的蓝色瓶子里拔出安全剃刀。杀人犯，哪怕他们老年时成了乏味小镇的图书馆女馆长，你还是能一眼看出。如果你像我一样花了那么多时间来留意杀人犯，你一定会了解的。我一生中只有一次怀疑过自己这份工作的性质。我想，正因为如此，我才写下这些东西。

通往E区中心的宽阔走廊铺着油毡，颜色就像陈旧的石灰，因此这条在其他监狱里被称为“最后一英里”的路，在冷山就被叫成“绿里”。我估摸着，那条道由南向北、从一头到另一头有六十步路。底端是禁闭室，另一头是个T形的路口。向左走就是活路，如果这指的就是在院子里、在太阳暴晒下操练的话，大部分人都走这条路；很多人这样生活了好几年，也没有落下什么大病。小偷、纵火犯、强奸犯们就是这么各行其是地应付着过下去的。

不过，朝右走就不同了。你首先是进我的办公室（那里的地毯也是绿色的，我一直想换掉它，可总是没空），接着从我的书桌前经过，桌子左边摆着美国国旗，右边是州旗。房间另一侧是两扇门，一扇通往一间小小的厕所，那是我和E区的看守（有时甚至是监狱长穆尔斯）专用的；另一扇门通向一个像储藏室似的房间，你从那里就走上了绿里的尽头。

门很小，走过去时得低下头，而约翰·柯菲就得用坐姿钻过去。穿过门，你会走上一个小小的楼梯平台，接着走下三级水泥阶梯，然后站上木板地。房间没有暖气，很不舒服，屋顶是金属的，就像楼顶的那块，而这块正是那里的一部分。冬天，那里冷得能让你看到自己呼出的气，而夏天又令人觉得憋闷。没错，一九三〇年七月还是八月处决埃尔默·曼弗雷德时，有九个见证人当场昏了过去。

储藏间左边还是生命之路。尽是些工具（都锁在框子里，绑上了链子，好像它们不是铁锹、铁镐，而是卡宾枪）、衣物、一包包春天要在牢房花园里种的种子、几箱卫生纸，储物架上叠放着监狱制板厂要用的纸板……甚至还有几包熟石灰，是用来划棒球和足球场地的。犯人是在被称作“草场”的地方玩球的，在冷山，大家都喜欢秋天的下午。

在右边，又是死亡之路。储藏间的东南角上，“电伙计”安坐在厚木地板的平台上，粗壮的橡木腿，宽阔的橡木扶手，这对扶手可把几十个人临死前最后几分钟吓出的汗都吸收了，还有铁罩子，它一般都得意洋洋地悬在椅背上，就像巴克·罗杰斯[4]连环画里机器人小孩的无檐小帽。有一根绳索通过垫着垫片圈的小洞，从椅子后面的煤渣砖墙上穿过。电椅一侧是电镀的锡皮桶，朝里望，就会看见一卷海绵，大小正好垫进铁罩子里。处决前，得把它浸在盐水里，这样就能让直流电更好地通过电线，通过海绵，进入倒霉鬼的脑袋。

2

一九三二年是属于约翰·柯菲的。报纸上的报道十分详细，对此感兴趣的人（他得比那个在佐治亚某养老院耗尽余生的老头更有精力）仍然可以找到这些报道。我记得，那是个炎热的秋天，真的很热，虽已十月，却还像是八月。当时监狱长的妻子梅琳达就暂住在印第安诺拉的医院里。那个秋天，我得了此生最严重的一次尿路感染，虽然还不至于糟到要住院，但已经难受得让我每次撒尿时都想死了。秋天时，那个半秃的小个子法国佬德拉克罗瓦抓了只老鼠，那东西是夏天进来的，会玩线轴。不过，最重要的是，约翰·柯菲是那个秋天来E区的，他因奸杀了狄特里克双胞胎姐妹而被处以极刑。

每次都有四五个看守轮岗，不过他们很多都是临时工，有迪安·斯坦顿、哈里·特韦立格，还有布鲁特斯·豪厄尔（大伙管他叫“布鲁托尔[5]”，不过这只是个玩笑，虽然他块头很大，但除非迫不得已，他可是连苍蝇都不会伤害的），这些人现在都死了，珀西·韦特莫尔也是，他可真的很残酷……更别提愚蠢了。珀西在E区没什么活。在E区，丑陋本性不仅没用，有时候还很危险，不过他和州长有姻亲关系，所以就留下来了。

正是珀西·韦特莫尔领着柯菲走进大楼的，他一边还照例地喊着：“死鬼来了！死鬼这儿走！”

管它是不是已经到了十月，反正那里还是热得像地狱入口。通往操练场的门开着，晃眼的光线涌了进来，我见到了这个平生所见过的块头最大的男人，除了电视上的某些篮球运动员之外。这里的“资料室”有电视看，就是让这些最终像我这样流着口水的老不死们看的。这人的胳膊和水桶般的胸膛上都捆着铁链，脚上套着脚镣，两个脚踝间拖着链条，他走过牢房间灰绿色的走廊时，链条发出仿佛成串硬币掉下来的声音。珀西·韦特莫尔走在他旁边，瘦削的小个子哈里·特韦立格走在另一侧，两人就像孩子走在被捕获的大熊身旁。在柯菲旁边，布鲁特斯·豪厄尔都像个小孩，而布鲁托尔已是身高超过六英尺，肩宽膀阔，曾经参加过大学橄榄球队比赛，是阻截队员，被球队踢出来后回到了山里老家。

约翰·柯菲皮肤黝黑，就像大多数到E区来住上一阵、最后死在“电伙计”怀里的人一样；他身高六英尺八，但没有电视里的篮球运动员那么苗条。他肩膀宽阔，厚实的胸脯上肌肉条条。他们在仓库里找到了最大号的工装裤让这人穿上，可裤脚翻边处只到小腿的一半，小腿上遍是皱纹伤疤。衬衫敞开着，只到他胸口下面，袖管只盖住前臂的一部分。他用一只巨大的手拿着同样巨大的帽子；如果把帽子套在那光秃的、红褐色的、球一样的脑袋上，就会和街头手风琴师的猴子戴的帽子差不多，只不过它是蓝色的，而不是红色的。他看上去像是能把绑着他的铁链拉断，轻松得如同对待圣诞礼物上的带子，但是只要你注视他的脸，就知道他是不会这么做的。那神情并不呆滞——虽然珀西是这么认为的，他不久就管那人叫“白漆（痴）”——不过他很迷惘。他不停地环顾四周，好像要弄明白自己在哪里，也许还想知道自己是谁。我最初觉得他看上去像一个黑人力士参孙……只是大利拉[6]用她那只背信弃义的小手把他的头发剃光，把他的全部力量都弄没了。

“死鬼来了！”珀西咆哮着，用力拉着这头铐着手铐的熊，仿佛他真的相信，即使柯菲自己不想挪动，他也能拖得动似的。哈里没说什么，但是他看上去很尴尬。“死鬼——”

“够了。”我说。我正在柯菲马上要进的牢房里，坐在他的床铺上。当然，我早知道他要来了，正准备迎接他，负责看管。但直到亲眼目睹，我才知道他是这样的块头。珀西看了我一眼，意思是，我们都晓得你是个卑鄙小人（当然，除了这大块头，他只知道怎么强奸和谋杀小姑娘），不过他什么都没说。

他们三个站在房间外，门开着，我朝哈里点了点头，他对我说：“头，你真的想和他在这里待一会？”我以前从没听到过哈里·特韦立格这么紧张的声音，六七年前的监狱骚乱中，他一直陪我共同经历，甚至有人谣传暴徒们有枪时，他都从没发抖过，可这回他听起来很紧张。

“不会给我找麻烦吧，大块头？”我坐在床铺上问他，尽量不表现出那么难受（我刚才说过，尿路感染起先并没有后来那么糟），不过告诉你，那天可不是海滩假日。

柯菲慢慢地摇着头，先摆到左边，又摆到右边，然后回到原位。他的视线一碰到我，马上又移开了。

哈里的一只手拿着夹有柯菲表格的夹板。“给他吧，”我对哈里说，“交到他手上。”

哈里这么做了，那大块头梦游似的接了过去。

“好了，把它给我，大块头。”我说道。柯菲交了过来，铁链子铮铮作响。他得低下头才能进房间。

我上下打量他，主要是亲眼确定他的身高，弄明白这不是视线的幻觉。是真的，他有六英尺八英寸高，体重二百八十磅，不过我觉得这只是估计，说不定他有三百二，也许是三百五十磅。在登记疤痕和能辨认的身体标记一栏里，钩出的那个词是“许多”，是登记处的老犯人[7]玛格努森写的。

我抬头看，柯菲已经朝一边移了一点，我能看到哈里站在走廊那头德拉克罗瓦的牢房前。柯菲来时，德拉克罗瓦是E区仅有的一个犯人。德尔[8]身材纤细，头顶秃了，长着一张苦脸，就像会计师得知自己的贪污行为即将败露般一脸尴尬。那只宠物老鼠蹲在他肩膀上。

珀西·韦特莫尔斜靠在刚成为约翰·柯菲牢房的门上，从定制的皮套里拿出那根山胡桃木警棍，一只手掌敲打着棍子，就像要拿玩具出来玩似的。我突然觉得没法让他待在这里了。也许是因为不合季节的炎热；也许是尿路感染让我的腹股沟热辣辣的，而法兰绒内裤又让我痒得难以忍受；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州里给我派了个几乎像白痴的黑人来处决，而且珀西显然想要先用家伙来教训他。可能是因为所有这些情况。不管原因是什么，我暂时不想管珀西的政治背景。

“珀西，”我说，“医务室正在搬家。”

“比尔·道奇是具体负责的——”

“我知道，”我说，“去帮帮他吧。”

“那不是我的活儿，”珀西说，“这个蠢呆瓜才是我的工作。”珀西管那些大块头叫“蠢呆瓜”，这个词是“蠢”和“呆瓜”的集合。他讨厌大个子的人。他和哈里·特韦立格一样，其实并不瘦，可是他个子不高，像一只小种斗鸡，好挑起争斗，尤其在胜算很大时。而且，他很爱显摆自己那点头发，经常用手在发间梳来理去。

“你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说，“去医务室吧。”

他撅起嘴唇。比尔·道奇和他的伙计们正在搬箱子，搬床单，甚至还有床铺。整个医务室要搬到新楼里去，在监狱的西面。热死人的活，东西又重，珀西·韦特莫尔可不想干。

“他们人手够了。”他说。

“那就去那里监督一下。”我说着抬高了嗓音。我看到哈里退缩着，但我没在意。如果因为我滋事生非，州长命令监狱长穆尔斯炒了我，那哈尔·穆尔斯还能让谁来顶我的位置？珀西吗？开玩笑。“我可不管你干什么，珀西，只要你暂时离开这里一会儿。”

柯菲站着不动，就像世界上最大的一口钟。一时间，我觉得珀西真的要把棍子戳上去，给我找麻烦了。还好，他还是把棍子塞回皮套（真是个蠢透了的好显摆的玩意），昂首沿走廊离开了。我不记得那天是谁值班，可能是个临时工，但珀西肯定不喜欢那人的样子，因为在走过那里时，他皱着眉头说：“瞧你这张蠢脸，别给我堆出傻笑，不然我就一把抹了它们。”随着一阵钥匙作响，从操练场方向瞬间涌进一股热辣辣的太阳光，珀西·韦特莫尔走了，至少当时是这样的。德拉克罗瓦的老鼠在这个小个子法国人的两只肩膀上来回跑动，细细的胡须抽搐着。

“停下，叮当先生。”德拉克罗瓦说道。那只老鼠好像听懂了似的，停在他左侧的肩膀上。“就这样别动，安静点。”德拉克罗瓦用他那卡津人[9]的轻快口音，把“安静”念得带有异域和外国味道的“俺静”。

“躺下，德尔，”我直截了当地说道，“你休息一下。这也没你什么事。”

他照办了。他强奸了一个年轻姑娘，并杀了她，把尸体丢在她住的公寓后面，泼上煤油，点燃了尸体，希望用这种胡乱的方式来除掉犯罪痕迹。大火蔓延到房子，吞噬了它，又有六个人丧生，其中两个还是小孩。这是他犯过的唯一罪行。现在他可是个举止温和的男人，面带愁容，光秃着脑袋，衬衫领子后面拖着长长的头发。他会在“电伙计”那里坐上一会儿，做个了结……但不管他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此刻，他躺在床铺上，让那小小的同伴在手心里吱吱地跑着。从某种程度上说，那可是最糟糕的事：“电伙计”没法焚烧他们的内心，而目前注入身体的药物又不能让心麻痹。心跑走了，跳到了其他人身上，而我们所杀死的只是个躯壳，早就没有了生命。

我把注意力移到那个巨人身上。

“如果我让哈里把这些铁链从你身上拿掉，你会好好听话吗？”

他点点头，这和摇头很像：下去，上来，回到原位。他那双奇怪的眼睛看着我，神色中有种安宁的感觉，但不是那种我确信能够信任的眼神。我朝哈里勾勾手指，他走进来，解开铁链。这次，他没有显出害怕的样子，甚至当他跪在柯菲那树干似的双腿之间、解开脚踝上的铁链时，都没有害怕，这让我有些放心了。珀西让哈里很紧张，我相信哈里的直觉。我相信所有在E区日常工作的人的直觉，除了珀西。

对区里新来的人，我都有一小段事先准备好的话，但是对柯菲，我觉得很犹豫，因为他好像有些不正常，还不仅是他的个子。

哈里退了回来（整个解开铁链的过程中，柯菲像雕像似的一动未动），我抬头看看这个新来的人，用拇指敲敲夹纸的板，说：“会说话吧，大块头？”

“会的，先生，长官，我会说。”他说道，声音隆隆，低沉而平静，这让我联想到刚刚调试好的拖拉机了。他的语调并没有南方人那种慢吞吞的味道，他说“我”，不说“俺”，但我后来注意到，他话里面有种南方方言结构，好像他是从南部来的，而不是南方人。他听上去并不像文盲，但也不像受过教育的人。和他其他方面一样，他在语言上也让人费解。最困扰我的是他的眼睛，里面有种安静的空洞，仿佛他漂浮在很遥远的地方。

“你叫约翰·柯菲。”

“是的，先生，长官，像饮料的名字，只是拼法不同。[10]”

“你会拼写，是吗？会读书写字吗？”

“只会名字，长官。”他平静地说。

我叹了口气，于是就开始对他讲那一小段事先准备的话。我早就认为他不会惹什么麻烦了。可对此，我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

“我叫保罗·埃奇康比，”我说，“是负责E区的，也就是这里的头儿。你有什么要求的话，叫我名字就行。如果我不在，就找这个人，他叫哈里·特韦立格。你也可以找斯坦顿先生或豪厄尔先生，懂了吗？”

柯菲点点头。

“除非我们觉得你确实需要，别指望能得到其他什么东西，这里可不是旅馆。你在听吗？”

他又点点头。

“这儿得保持安静，大块头，不像监狱的其他地方。这里只有你和那边的德拉克罗瓦。你们不用干活，大部分时间就是坐着。给你们一个机会想想清楚。”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时间太多了，不过我没这么说。“有时候，如果一切正常，我们会放广播，你喜欢听广播吗？”

他点点头，不过很疑惑，好像不太确定什么是广播似的。后来我发现，从某种程度看，这的确是真话；对再次遇见的东西，柯菲能记住，若没再见过，他就会忘掉。他知道“星期天女郎”中的人物，但是对她们上一回的最终结局，他的记忆就非常模糊了。

“如果你守规矩，就能按时吃饭，你就不会去那一头的单人牢房，或是被迫穿上从背后扣扣子的粗帆布外衣。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你可以有两个小时到院子里放风的时间，除了星期六，那天下午，监狱里其他犯人有足球比赛。你可以在星期天下午见客，如果有人想见你的话。有吗，柯菲？”

他摇摇头。“没有，头儿，”他说。

“嗯，还有你的律师呢。”

“我想他不会来了，”他说，“是借来给我的，我不信他还会找到山里来。”

我靠得很近地看看他，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好像不是。我也没这么指望过。上诉不是为约翰·柯菲这号人准备的，那时候根本不是；他们在经过法庭审判后，就被世人遗忘了，直到有一天，人们看到报纸里写着几行字，说有人在半夜里给电死了。但是，如果这个犯人在星期天下午有妻子、孩子们，或是朋友等着要见的话，那他就好管理了，如果管理算是件难事的话。目前看来这人不难管，这样很好，因为他个子实在太大了。

我把身子在床铺上移动了一下，然后觉得，如果站起来说话，下面那玩意会舒服点，于是就站起了身。他谦恭地往后一退，把手放在身前紧紧地握着。

“你在这里可以很轻松也可以很痛苦，大块头，全看你的了。我要说的是，你最好还是让我们大伙都好过些，因为结果都一样。你该得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还有问题吗？”

“睡觉时间到了以后，灯还亮着吗？”他马上问，好像就等着问这个问题。

我吃惊地看着他，曾有很多新来E区的人问我各种古怪问题，有一次还问到我老婆奶子的大小，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柯菲笑得有点不自然，好像觉着我们会认为他傻，但他没法不问。“因为有时候我怕黑，”他说，“如果是陌生地方的话。”

我看看他，纯粹是看他的体形，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地感动。你知道，这些人真的会触动你；你没见过他们最糟的样子，那时，他们就像熔炉边的魔鬼一样恐怖。

“是的，这里整夜都很亮，”我说，“沿着绿里，一半的灯从晚上九点到早上五点都亮着。”这时我意识到，他听不懂我说的话，他分不清密西西比泥沼和绿里之间的区别，于是我补充道，“就是走廊里的灯。”

他点点头，放心了。我也不太肯定他理解的走廊是什么，但是他能看见铁丝笼里的二百瓦电灯泡。

接着，我做了一件从未对犯人做过的事：我把手伸给了他。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问了关于电灯的事。这让哈里·特韦立格很是吃惊，千真万确。柯菲拉起我的手，动作温和，让人惊讶。我的手差点消失在他的手掌心里，就这样。我的猎杀瓶里又多了另一只蛾子。我们完事了。

我迈出牢房。哈里把门顺轨道推回关紧，上了两道锁。柯菲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仿佛不知道接着该干什么，然后就坐到床铺上，双手交叉，抱住膝盖，像一个伤心人或在作祷告的人似的垂下头。他用那怪异的、差不多是南方腔的口音说了点什么，我听得很清楚。尽管在犯人偿还所有的亏欠之前，你还得给他吃穿、给他修整，却不必去了解他做了什么。可是，虽然我不太知道他做了什么，却依然感到一阵寒意。

“我没办法，头儿，”他说，“我想制止的，可来不及了。”

3

“珀西会给你惹麻烦的。”我们一同沿着走廊走回我办公室的时候，哈里这样对我说。迪安·斯坦顿（他算是我们这里的第三把手吧，我们其实不这样论资排辈，这是珀西·韦特莫尔突然搞出来的）正坐在我的书桌前更新文件，这活我好像从来不习惯做。我们进屋的时候，他只是抬头看了一眼，用拇指推了推那副小眼镜，又埋头于文件中了。

“自打那讨厌的啄木鸟来这里后，我就一直麻烦不断。”我边说边缩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把裤子从胯部拉开。“他带着那个大个子笨蛋走过时，你听到他在喊什么吗？”

“不可能听不到的，”哈里说，“你知道，我当时也在。”

“我当时在厕所，听得很清楚，”迪安说。他抽出一张纸，拿到光线下，我能看见上面有一圈咖啡色的环状物，是印上去的，接着，他就把纸扔进了废纸篓。“‘死鬼来了。’他肯定在他爱看的杂志上读到过这样的话。”

也许是的。珀西·韦特莫尔很喜欢看《大商船》、《男士派对》和《男人历险》等杂志。好像每一期都有关于监狱的故事，珀西读得十分上心，像在做研究似的。可能他觉得这些杂志里有这样的信息，想探寻该怎么表现。他来的时候，我们刚处决了斧头杀手安东尼·雷伊，他还从没真正参与过处刑，尽管他从配电室里目睹过一次。

“他上面有人，”哈里说，“他有关系，要把他从这里开走，你就得有解释，就得好好解释，因为他很可能动真格的。”

“我没这么想，”我说，我真没这么想……但我心里还真怀着希望。比尔·道奇不是那种让人干站着袖手旁观的人。“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那个大块头，他会给我们惹麻烦吗？”

哈里果断地摇摇头。

“他在特拉平格县法庭上安静得像只绵羊。”迪安说道。他摘掉那副小小的无边眼镜，用背心擦拭起来。“当然，他们拴他用的铁链更多，比斯克鲁奇在玛雷身上看见的都多。[11]不过只要他愿意动手，魔鬼都不是他对手。这可是双关[12]，孩子。”

“我懂。”我答道，其实我并不懂。我只是不愿意让迪安·斯坦顿占了上风。

“他块头很大吧？”迪安说。

“是的，”我应着，“大得吓人。”

“也许得把‘电伙计’推到最高挡来烤他的屁股。”

“别操‘电伙计’的心，”我心不在焉地说，“再大的块头它都能把它变小喽。”

迪安捏了捏鼻子两侧，鼻梁架眼镜的地方两块猩红，然后点点头。“没错，”他说，“这倒是实话，真的。”

我问道：“你们有人知道他在……特夫顿现身前是打哪儿来的？是特夫顿，没错吧？”

“没错，”迪安说，“特夫顿，特拉平格县往南，他在那里犯事和出现前，好像没人知道他。他就是到处流浪吧，我想。真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从监狱图书馆的报纸里找到点信息。下星期前他们大概还不会搬掉那些报纸。”他咧着嘴笑，“不过，你就得听楼上那小家伙抱怨唠叨了。”

“不管怎么样，我不妨去那里瞧瞧。”我说。当天下午我真去了。

监狱图书馆在大楼后面，那里马上要变成监狱汽车商店了，至少计划是这样的。我想，有人总想往口袋里多赚点口粮，不过大萧条来了，我就没说出这个想法来。同样，对珀西的事，我也本该闭嘴不说的，但有时候人总是没法把嘴巴关紧了。大多数时候，男人的嘴巴总是要比他的鸟惹的麻烦大。反正，汽车商店没弄成，第二年春天，监狱搬到了沿公路往南六十英里的布莱顿。我猜，那里有更多的私下交易，更大桶的口粮吧。我也并非一点没沾光。

行政部门已经搬到院子东面的新大楼里去了，医务室正在搬（是谁出的这么个土点子，要把医务室搬到二楼，这真是另一大不解之谜）。半个图书馆里还塞着书（倒不是说它曾有很多藏书），另一半空荡荡的。老楼像一个火热的隔板箱，隔成A和B两个区。浴室紧贴在后面，整幢大楼总有一股尿骚味，这可能是搬家唯一正当的理由。图书馆是L形的，不比我的办公室大多少。我想找个电扇，可是都不见了。屋子里准有一百度，坐下来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腹股沟在热辣辣地抽动，有点像烂牙齿的感觉。我知道，这么比喻的确很不妥当，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比喻了。过来前我刚撒了尿，撒尿时和刚撒完尿后的一段时间里，就更难受些。

那里毕竟还有另一个家伙在，他是个瘦得皮包骨头、值得信赖的老头，叫吉本斯，正在角落里打瞌睡，膝盖上放着一本关于西部蛮荒时期的小说，帽子拉下来遮住了眼睛。他倒没受热浪的干扰，也没被楼上医务室里（那里至少得高上十度，我希望珀西·韦特莫尔会很受用）的咕哝声、撞击声，以及间或的骂人声吵醒。我也没叫醒他，只是绕着走到了L形屋子较短的一侧，报纸就放在那里。虽然迪安说报纸还在，但我想它们也许和电扇一起都已经没了。不过，它们真的还在，而且关于狄特里克双胞胎的事件也很容易查找。那是头版新闻，案子是六月犯的，审判是在八月末到九月。

我马上忘记了炎热，忘记了楼上的撞击声，还有老吉本斯气喘吁吁的鼾声。想到那两个九岁的女孩子，想到她们满头蓬松的金发，还有迷人的鲍勃西双胞胎[13]式的微笑，一旦和柯菲那笨重的黑乎乎的身体联系到一起，我就感到很不舒服，却难以摆脱这种联想。一想到他的体形，就很容易想象着他真的吃掉她们的样子，简直和童话书里的巨人一样。他的所作所为真是太残忍了，他没有在河边马上被处以私刑还真是幸运。就是说，如果你觉得等着走过绿里坐进‘电伙计’的怀里是幸运的话。

4

这一切事情发生前七十年，南方的棉花大王被废除，之后悄无声息。但是，三十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一点死灰复燃的现象。棉花种植园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们州的南部地区又有了四五十家兴旺的棉花农场。克劳斯·狄特里克就是其中一家的农场主。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标准，他的地位不过比赤贫高出一级，可在三十年代，他却被认为是小康，因为在大多数月底，他确实用现金付清店铺的账单；恰逢银行老板从街上经过时，他也敢抬眼正视。他的农场宅屋干净宽敞，除了棉花，他还有两样东西：一群小鸡和一些母牛。他和妻子养了三个孩子，霍华德十二岁上下，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柯拉和凯丝。

那年六月一个暖和的夜晚，那对女儿想要在屋边一段围着屏风的侧廊上睡觉，大人应允了，两个女孩开心极了。刚过九点，最后一道光线刚离开天际，母亲向她们道了晚安，吻了吻她们。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两个孩子，除去她们躺在棺材里的那一次。那时，殡仪馆的人已经把她们身上最糟的破损修复过了。

那些日子里，农村家庭上床都挺早的，“饭桌底下变黑后不久，”我妈妈有时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还睡得很熟。当然，克劳斯、玛乔丽，还有霍伊[14]·狄特里克在双胞胎遇害的那个晚上也睡得很熟。的确，克劳斯本来差不多肯定会让鲍泽给叫醒的，就是家里的那条又大又老的杂交牧羊犬，如果它真叫了的话，不过鲍泽没叫，而且再也不会叫了。

第一缕曙光亮起，克劳斯起床去挤牛奶。走廊在房子的一侧，离牲畜棚有一点路。克劳斯从没想过去看看女儿。鲍泽没有跟着他，这也没引起他的警觉。母牛和小鸡们在那条狗眼里差不多，它都非常藐视，农场里干杂务时，它经常躲在牲畜棚后面自己的窝里，除非有人喊它……而且还得大声地喊。

克劳斯在储藏室穿上靴子，跺着脚向牲畜棚走去。大约十五分钟后，玛乔丽下楼了。她开始煮咖啡，接着把熏肉放到油锅里。咖啡和肉混合的香味把霍伊从顶楼的房间里勾了下来，不过睡在走廊上的女儿们没过来。母亲边让霍伊出去叫她们过来，边把鸡蛋打在熏肉的油脂上。早饭一吃完，克劳斯就会让女儿们出去拿新鲜的鸡蛋。只是，那天早上狄特里克家没有吃早饭。霍伊从走廊上回来，面色刷白，原本睡眼惺忪的眼睛，此刻瞪得大大的。

“她们不见了。”他说。

玛乔丽来到走廊上，最初她很恼火，倒不太警觉。她后来说，她本以为女儿们准是决定趁曙光去散步摘花了，或诸如此类女孩们会干的其他蠢事。可刚看了一眼，她就明白霍伊为什么脸色惨白了。

她尖声叫唤着克劳斯，是尖叫，克劳斯从崎岖不平的路上拼命跑着赶过来，靴子被装得半满的牛奶桶溅得发白。他在走廊里发现的东西会让最胆大的父母都双腿打战。女孩们本该用来在夜里避寒裹体的毯子被扔在一个角落里，屏风门上部的铰链被拉开了，门向外朝庭院方向悬着，晃晃荡荡的。走廊的木板和被毁坏的屏风门外的阶梯上，满是血迹。

玛乔丽求丈夫别独自一人去寻找女儿，如果非得去，也别带上儿子，可是她说什么都没用了。克劳斯从储藏室里拿出短猎枪（这枪本来搁在很高的地方，以免孩子们拿到），又把本来留着要在霍伊七月生日时给他的点二二口径手枪交给儿子，两人立刻出发，丝毫不理会尖叫哭喊着的女人。那女人担心的是，如果他们遇上一伙游荡的流浪汉，或是一群从拉杜克那边的农场上逃出来的凶恶黑鬼，该如何是好。对此，你也知道，我认为男人们是对的。地上的血不再流淌，但还有些黏，还是殷红的，并没有黑成血干透时的样子。诱拐发生在不久前，克劳斯肯定认为女儿们还有生机，而他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

他们俩并不擅长追踪，他们是采集人，不是猎手，他们在狩猎季节进入树林跟踪浣熊和鹿，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干，而不是出于爱好。房子四周的庭院杂乱不堪，满是尘土，遍布着横七竖八的脚印。他们绕着牲畜棚，立刻就明白为什么鲍泽这条不好咬人却好叫的狗没有报警了。狗窝是用造牲畜棚余下的木板做的（上面还有一块标示牌，清清楚楚地写着“鲍泽”，挂在正门弯曲的洞口上，我在其中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它的照片），鲍泽半个身子露在窝外，半个身子在里面，脖子上的脑袋被人最大限度地拧折了过来。只有力量巨大无比的男人才能对如此庞大的动物做出这样的举动，这是事后公诉人对约翰·柯菲的陪审团说的……然后，他久久地、意味深长地看着体形笨重的被告，那人正坐在辩护席后面，双眼低垂，穿着一条州里给买的全新的带兜工装裤，连人带裤子都是一副该诅咒的样子。在狗的身旁，克劳斯和霍伊发现了一小块香肠。他们的推论（很合理，对此我毫无疑问）是，柯菲先用吃的来笼络这条狗，当鲍泽开始吃最后一点东西时，他就伸出双手，凭巨大的腕力一拧，折断了狗的脖子。

牲畜棚远处是狄特里克家的北牧场，那天没有奶牛在那里吃草。沿牧场的对角线向西北方向延伸的，是一条被人踩出来的路，它清晰可见，被清晨的露水浸湿了。

即使在几乎要癫狂的状态下，克劳斯·狄特里克最初还是犹豫着，是否要沿这条路追踪下去。这倒不是怕那个或那伙带走女儿的人，而是担心会走上诱拐者的反路……生怕在这节骨眼上恰恰走错了方向。

霍伊从庭院外的灌木丛里拉出一条黄色棉布，了断了他们进退两难的困惑。后来，克劳斯坐在证人席上的时候也看到了这块布，当他一认出是从女儿凯丝短睡裤上扯下的一片时，就哭了起来。二十码开外，在杜松灌木突出的针叶上，他们看到挂着一块褪色的绿布，很像柯拉一直穿的睡衣面料，她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和父母亲吻道晚安的。

狄特里克父子把枪端在胸前，撒腿跑着离开了，就像士兵在枪林弹雨中穿越战场的样子。如果我对那天发生的事情感到任何惊讶的话，那就是那个男孩，他拼命跟在父亲身后，虽然常陷于完全落后的危险，却从来没有跌倒，也没有把子弹误射进克劳斯·狄特里克的后背。

他们农场宅屋的电话号码登记在总机房。在邻居们看来，这说明狄特里克的家境在艰难时期还是昌盛的，至少是处于小康。玛乔丽给尽可能多的同样是登记了号码的邻居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晴天霹雳般的大祸。她知道每个电话都会激起层层涟漪，就像鹅卵石掷入平静水塘一般。于是，她最后一次拿起话筒，说了这番话（这些话在当时，至少在南部农村，就像早期电话系统的商标语）：“你好，总机，听得到吗？”

是总机，但是有那么一会儿，没作出回答；那个可敬的女人十分焦急，终于，她回答：“是的，夫人，狄特里克太太，是我。亲爱的仁慈的耶稣啊，我要祈祷，愿你的小女孩们平平安安的——”

“是呀，谢谢您，”玛乔丽说，“可是请您告诉上帝再多等一会儿，先让您帮我接通在特夫顿的治安官办公室的电话，好吗？”

特拉平格县的治安官是个长着酒糟鼻子的老男人，一个洗衣盆似的肚子，满头白发，均匀得就像烟斗通条上的绒毛。我很了解他，他来过冷山好几趟，是来送被他称作“孩子们”的人去遥远的地方的。见证死刑的人坐在折叠椅上，那椅子和你在葬礼、教堂餐会，或是农庄的宾果游戏场坐过的椅子可能是一样的。事实上，那时候我们的椅子就是从“神秘平局四十四号”农庄俱乐部借来的。每当霍默·克里布斯治安官坐上其中的一把椅子，我就等着听椅子被坐塌时发出的干裂声。我很担心哪天这事真会发生，同时也期待它真能发生，但这一天不会到来了。不久，狄特里克家的女孩被诱拐后不出一个夏天的时间，他就因心脏病突发死在了办公室，显然，他当时正在和一个十七岁的名叫达芙妮·舍特莱夫的黑人姑娘乱搞。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说他在竞选时期总是带着老婆和六个儿子四处炫耀，一副张扬的样子。那时候，如果你想要竞选什么职位，通常有这么一句很时兴的话：“要么是浸信会教徒，要么就滚蛋”。不过，人们都爱伪君子，这你也知道。人们从自己身边找出一个，看到那人没穿裤子，鸡巴翘起，而且那人不是自己，这时，大家都会觉得很爽。

他除了是个伪君子，还很无能，是那种抚摸着女士的小猫让人拍照的家伙，而别人，比如说副治安官罗伯·麦吉，就得真的冒着摔断锁骨的危险爬到树上，把那只小猫给请下来。

麦吉听着玛乔丽·狄特里克喋喋不休地说了大概两分钟，就打断了她的话，问了她四五个问题，都很简短，就像训练有素的斗士往对手脸上的快速击打，出拳又准又狠，对手立刻会鲜血满面。当他得到回答后，就说：“我去叫波波·马钱特，他有狗，你待着别动，狄特里克太太，如果你男人和儿子回来，让他们也别动。不管怎样，照我的话做。”

这时，她的男人和儿子正在沿着诱拐者的足迹，朝西北方向跟踪了三英里路。不过，当足迹离开空旷地带、进入茂盛的树林后，他们就没法跟踪了。我说过，他们是农夫，不是猎人，而到那时候，他们明白了，自己跟的是一头野兽。一路上，他们发现了搭配凯丝短裤的黄色上衣，还有柯拉睡衣上的另一块布片。两块面料都被血浸湿了，这时，克劳斯和霍伊都不像最初那么匆忙；他们火热的希望里一定渗入了一股冰凉，它就像冷水一般，往下流着，越来越重，不断沉下去。

他们一头扎进树林里，想寻找一些标记，却什么也没发现，到另一处也是同样的结果，然后又到了第三处。这一次，他们发现了一只浑身是血的扇尾鸽从火炬松顶的针叶上掠过。他们顺着鸟儿似乎在指引的方向走了一小段路，又开始了新一轮搜索。直到上午九点，他们开始听到身后传来了人的喊叫声和狗吠声。罗伯·麦吉只用了克里布斯治安官喝完第一杯加白兰地和糖的咖啡的这点时间，就临时组织了一群人，九点一刻，他们赶到了克劳斯和霍伊·狄特里克那里，两人还在拼命地绕着林边跌跌撞撞地搜寻着。很快，大伙行动起来，由波波的那几条狗引路。麦吉让克劳斯和霍伊也随大伙一起前进，不管他们对结局怀着怎样的恐惧，就算麦吉命令他们，他们也绝不会回去。麦吉准是明白了这一点，不过他让那两人卸下了子弹，他说，别人也是这么做的，这样会更安全些。他没有告诉狄特里克父子的是（他也没对其他任何人说），他们是唯一被要求交出子弹的人。两人心烦意乱，只想赶紧结束这场噩梦，快点了事，就服从了命令。罗伯·麦吉让这对父子卸了子弹并交给他，这也许就给约翰·柯菲留出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几条吠叫着、嘶咬着的狗带着大伙在矮松林里一直朝着西北方向走了两英里。然后，他们走出树林到达特拉平格河边，河流宽阔平缓，穿过低矮而丛林茂密的小山坡向东南方向流去。克雷、罗比奈特、还有杜普利塞家族依然在这些山里自己制作曼陀铃琴，还常常一边耕种，一边把烂牙齿吐出来。那是偏僻乡村，每到星期天，那里的男人们总是白天逗弄蛇，晚上会亲热地搂着自己的女儿睡下。我知道这些家族，他们中大多数不时地给“电伙计”送吃的。这群临时组织的人站在河对岸，远远地看见南部铁路支线的铁轨上闪耀着六月的阳光。在他们右侧往下游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座高架桥通往威斯特格林煤田。

他们在那里发现，草地和矮灌木丛中有一片宽宽的、被踩踏过的地面，上面血迹斑斑。很多人不得不迅速退回到树林里，把早饭都呕了出来。他们还发现，柯拉睡衣的残余部分掉在这片满是血污的地上，而此前还令人佩服地支撑着的霍伊，这会儿也倒在父亲身上，几乎要昏过去了。

正是在这里，波波·马钱特的几条狗之间出现了它们那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分歧。当时一共有六条狗，两条是警犬，两条是蓝斑猎犬，还有一对像小猎犬似的杂交狗（州边境上的南方人管它们叫浣熊猎犬）。这两条浣熊猎犬要朝西北方向，沿着特拉平格河的上游走，余下的却要朝相反的西南方向去。它们陷入了一片混乱，尽管报纸没有报道这个部分，我也能想见波波对这群狗一顿痛骂，一边用手（这肯定也是他身上最有教养的部分）让它们再次秩序井然。我认识一些养猎犬的人，据我的经验，作为一类人，他们有着显著的典型特性。

波波猛地拽住拴在狗脖子上的皮带，把它们拉拢起来，接着把柯拉·狄特里克被撕破的睡衣放在它们鼻子下面，这是为了提醒它们这一天要干的活。在这种日子里，气温到中午就会升到九十五度左右，一群群的小蚊虫早已在大伙脑袋周围纷飞。浣熊猎犬又用力闻了闻，决定投同意票，于是所有的狗都高声吠着，沿着下游出发了。

十分钟过后，这群人停住了，意识到他们听到的不止是狗吠，还有不同于犬吠的号叫声，这种声音狗即使在临死前都是发不出来的。这声音，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过有任何东西发出过，但是他们每个人马上就明白了，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我也相信他们。我觉得我也能分辨出来。我觉得，我听到过有人这么尖叫，那是在他们走向电椅的时候。这么叫的人不多，大多数人都一声不吭，要么安静地走着，要么讲笑话，好像这是一次班级野餐，不过有少数人会这么叫的。一般来说，都是那些真相信有地狱的人，并且知道地狱正在绿里的尽头等待他们。

波波再次猛地拉了拉拴狗颈的皮带，这些狗都很值钱，他不想让它们丧生在那个正在那里喋喋不休、叽里哇啦地号叫着的变态手里。其他人重新把子弹装上膛，把枪栓咔嗒合拢。那号叫声让大伙打起寒战，使他们腋下出汗，汗水从背后像冰水似的淌了下来。当人们如此打寒战时，他们就需要有人指引着前进，于是副治安官麦吉担起了这个责任。他走到前头，轻快地走到（不过，我敢打赌，他当时可没觉得很轻快）从树林右边探出在外的桤木丛旁，其他人紧张地跟在五步之后。他停了一次脚步，那是在向人群中块头最大的山姆·霍利斯打手势，让他看紧克劳斯·狄特里克。

在桤木丛的另一侧，是更开阔的地面，它从右边伸向树林。左侧是一个长长的、平缓的河岸边的山坡。大家都停在原地，惊得呆若木鸡。我想，为了避免看到眼前的景象，他们多少钱财都愿意付出，而一旦看见过，就谁也无法忘怀。这是一场噩梦，它就发生在热辣辣的、几乎冒烟的烈日下，在这些衣饰整齐的健康生命旁边，在这些吃着教堂圣餐、行走在乡间小路、干着毫不汗颜的工作、在床上亲热接吻的人面前。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具骷髅，真的，每个人都有。那一天，那群人就见到它了。这些人，他们见到了有时候在笑容后面龇牙咧嘴的那个东西。

一个男人坐在河岸上，穿着褪色的、带着血污的套头衫，这是他们见过的块头最大的男人，他就是约翰·柯菲。他那巨大的、脚趾张开的脚裸露着，头上戴着一块褪色的红头巾，这是农村妇女扎着方巾去教堂的打扮。蚊群像乌云似的绕着他。蜷缩在他每一条胳膊里的，就是赤身裸体的女孩尸体。她们往日卷曲亮泽得像马利筋草的绒毛一般的金发，此时纠结在脑袋上，满是血痕。那个男人抱着她们，坐在那里，对着天空大声叫骂着，就像一头疯牛，他棕黑色的脸颊上淌着泪水。他猛力抽泣着，胸脯起伏，把套头衫的系带绷得紧紧的；猛然抽上来的一大口气，随之在号叫中泄了出去。因此，你经常在报纸上读到的“该杀人犯显得毫无悔恨之意”，对这个人并不合适。约翰·柯菲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撕心裂肺……可他还活着，女孩们就不能了。那两个女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人撕心裂肺了。

似乎谁都不清楚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大家看着那个号叫的男人，而他的视线则越过了广阔宁静的大河，遥望着对岸的火车，火车沿着铁轨轰隆隆地向横跨河两岸的高架桥跑去。他们仿佛看了有一个钟头，甚至像是看了一生，但火车没有再往前开，它好像就停在一处轰鸣，如同小孩子在发脾气，太阳也不再藏身云朵，这景象从此定格在他们的眼里。它就在眼前，真真切切，就像狗咬的伤口那样。那个黑人来回摇摆着，柯拉和凯丝就像巨人臂弯里的布娃娃一般也随之摇摆。那人裸露而庞大的手臂肌肉上血迹斑斑，胳膊一会儿弯曲，一会儿放松，再弯曲、放松，弯曲、放松。

是克劳斯·狄特里克打破了僵局，他厉声高叫着，猛扑向那个强奸并杀害了女儿的魔鬼。山姆·霍利斯意识到自己的任务，竭力想制止他，可就是做不到。那人比克劳斯高六英寸，起码要重七十磅，但克劳斯好像差点就把那人抱着他女儿的胳膊甩开了。克劳斯跃过中间相隔的空地，飞腿向柯菲的脑袋扫去。克劳斯靴子上溅到的牛奶已结成硬块，在炎热的气温下早已发馊，他一脚踢中柯菲的左太阳穴，但柯菲似乎根本没有感觉，只是坐在那里，哀号着，摇摆着，遥望着河对岸。在我的想象中，他差不多成了在松树林里五旬节布道上的一个画面：基督教的虔诚信徒面朝歌珊地[15]而坐……要不是那两具尸体在，就真是了。

四个男人一起吼着，才把歇斯底里的克劳斯从约翰·柯菲身边拉开，我不知道他最终狠狠地揍了柯菲几次。不管怎么样，柯菲好像没什么感觉。他只是继续望着对岸，哀恸不已。当狄特里克被最终拖开时，他放弃了所有挣扎，仿佛黑巨人的身体里流着某种奇怪的电流（你们得谅解，我一直倾向于用和电有关的隐喻），当狄特里克和那电源的接触最终断开后，他就像猛地从电流上弹回来一般，浑身软绵绵的。他两腿叉得很开，跪在河岸边，双手捧着脸，哭泣着。霍伊走过来陪着他，他们相互拥抱，脑门对着脑门。

两个男人看着其他人围起一个圈子，站成一个环形步枪阵，围定那个摇晃着身体、哀号不已的黑人。那黑人似乎依然沉浸在自我之中，毫不在乎其他任何人的存在。麦吉走上前去，两只脚紧张地一前一后移动着，然后坐了下来。

“先生，”他平静地说道，柯菲顿时不出声了。麦吉注视着那双因为哭泣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它们还在流泪，仿佛有人在里面放了个水龙头。那双眼睛哭泣着，不知怎么的，似乎有些无动于衷……眼神遥远而宁静。我认为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奇怪的眼神，而麦吉也颇有同感。“就像动物的眼睛，而那双眼以前从没见过人是什么样子的。”在审判之前，他就是这么告诉一位名叫哈默史密斯的记者的。

“先生，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麦吉问。

柯菲慢慢地点了点头，他依然弯着胳膊，搂着那两个沉默的娃娃，她们的下巴抵在胸口，脸庞不大看得清楚。上帝见了都会同情感伤的。

“你叫什么名字？”麦吉问。

“约翰·柯菲，”他的声音浑厚，带着哽咽，“柯菲听起来像饮料，只是拼法不一样。”

麦吉点点头，然后用拇指点着柯菲套头衫胸口的口袋，那里鼓鼓的。麦吉觉得它有可能是一把枪，像柯菲这样块头的男人，如果想逃走的话，倒不需要用枪来制造点大麻烦。“那里是什么东西，约翰·柯菲？会不会是个加热器[16]？是手枪？”

“不是的，”柯菲用浑厚的声音回答道，而那双奇怪的眼睛则涌出了泪水，表面是极度的痛苦，眼神底下却有种怪异的宁静，仿佛真实的约翰·柯菲正在别处，看着别的景象，而在那里，被谋杀的女孩不会让人们如此兴师动众，也不会让副治安官麦吉亲自出动。“那只是我的一点午餐。”

“噢，只是一点午餐，是吧？”麦吉问道，柯菲点点头，边用流泪的眼睛回答“是的”，一边淌着清亮的鼻涕。“像你这样的人是在哪里弄到午餐的呢，约翰·柯菲？”麦吉强迫自己保持平静，尽管他那时能闻到女孩子的味道，还能看到苍蝇在那些还没干的部位上起起落落。据他后来说，最可怕的是她们的头发……关于这些，报纸上没有报道，因为太毛骨悚然了。我是从写报道的记者哈默史密斯先生那里听来的。我后来去找了他，因为后来约翰·柯菲成了我的梦魇。麦吉告诉这位哈默史密斯先生，她们的金发已经不再是金色的了，而是变成了红褐色。血从她们的脸颊淌下来，掉在头发上，就像是在进行拙劣的染发。即使你不是医生，也能看出，她们脆弱的脑袋已经被那巨大的胳膊撞在一起，破碎了。也许她们曾经哭过，也许他曾经想让她们停下来不哭，如果这两个女孩幸运的话，这事发生在她们被强奸之前。

看到这一切，人们很难再进行思考，即使他是像副治安官麦吉这样决心要负责这件事的人。糟糕的思考会导致错误，甚至会引发更多的流血事件。麦吉深深吸了口气，想静下心来，不管怎么说，他努力着。

“唉，我记不清楚了，我可没狗的好记性，”柯菲哽咽着说，“不过是一点点午饭，真是这样的，三明治，我想还有点甜泡菜。”

“我就想亲眼看看，没啥关系吧。”麦吉说，“你别动，约翰·柯菲，别这样，伙计，有好多枪对着你，你要是动一下手指，就让你腰部以上的身子全都消失。”

柯菲望着对岸，没有动，麦吉慢慢地把手伸进他胸部的口袋里，拽出了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上面还系着一圈细绳。虽然麦吉很肯定这就是柯菲说的东西，是一点午饭，他还是拉断绳子，打开纸包。是一个火腿西红柿三明治，一块果酱煎饼，还有点泡菜，单独包裹在一页报纸的谐趣版里，上面的谜语什么的，约翰·柯菲自己可绝对想不出答案。没有香肠，准是鲍泽吃掉了约翰·柯菲午饭里的香肠。

麦吉一反手把午饭交给另外一个人，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柯菲。他这样坐着，离柯菲很近，没法让自己的注意力有瞬息的偏离。那顿午餐又重新被包了回去，系得好好的，最后落到波波·马钱特的手里，他把它放进背包里，那里是他放狗粮的地方（还有一些鱼饵，这我不会怀疑的）。这个细节在审判时没人说起（世上的公正是不断变化的，但不会像火腿西红柿一样被转移得如此迅速），不过它的照片被人出示过。

“发生了什么事情，约翰·柯菲？”麦吉用低沉急切的声音问道，“告诉我。”

于是柯菲对麦吉和其他人讲了与对我说过的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这也是在审判柯菲的法庭上，公诉人说给陪审团听的最后一番话。“我没办法，”约翰·柯菲说道，他胳膊搂着那两个被杀害、强暴了的裸体女孩。泪水再次从柯菲的脸颊倾泻而下，“我想制止的，可来不及了。”

“伙计，你犯了谋杀罪，被逮捕了。”麦吉说，接着，他就朝着约翰·柯菲的脸啐了口唾沫。

陪审团离开了四十五分钟，时间正好够他们吃点简便的午餐。我怀疑他们是否还会有胃口。

5

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在十月的那个炎热的下午，在马上要关闭的监狱图书馆里，在那两只画着果树女神的橙色柳条箱里，在那堆旧报纸里，我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信息都找全的。不过我读到这些，足以让我当夜难以入眠了。我妻子凌晨两点起床，发现我坐在厨房里，喝着脱脂牛奶，抽着自己卷的烟卷，便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撒了个谎，自我们结婚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极少撒谎。我对她说，我和珀西·韦特莫尔又发生了口角。当然，我是和韦特莫尔吵过，但那不是我坐那么晚的原因。平常我一离开办公室就把和珀西的不愉快全忘了。

“噢，忘了那只烂苹果，到床上去睡吧，”她说，“我有能让你入睡的东西，你尽可享用。”

“真不错，不过我们最好别用，”我说，“我的供水系统出了点问题，我可不想传染给你。”

她扬起一边的眉毛。“哦，供水系统，”她说，“我看是你上次在巴吞鲁日[17]时交上了街角的坏女人吧。”我从没去过巴吞鲁日，也从没勾搭过街头女郎，这我们俩都知道的。

“只是普通的尿路感染，”我说，“我妈曾说，男孩子撒尿时被北风吹到，就会得这种病。”

“你妈把盐弄撒了，还一整天都待着不出门呢，”妻子说道，“塞德勒医生——”

“别说了，长官，”我说着举起手，“他会让我服用磺胺类药剂，到周末，我会在办公室吐上一地的。让它自然发展吧，不过，这期间，我想我们最好别上游戏场玩了。”

她吻了吻我左眉毛上的额头，这总是让我感到微微戳疼……詹妮丝也很清楚。“可怜的宝贝，好像还不止可恶的珀西·韦特莫尔那点事，快上床睡吧。”

我照办了，不过在上床前，我走到后面的走廊，去方便一下（在方便之前，我用浸湿的手指测了测风向，这是我们还小的时候父母教的，那时很少会忽视父母的话，不管这话有多愚蠢）。在户外撒尿是乡村生活的一大乐趣，这是诗人们从来想不到的，不过那天晚上可没多少乐趣，尿液流出来时像烧着的煤油一样滚烫。不过我觉得那天下午更糟些，而且两三天前的情况还要坏。我心怀希望，觉得也许已经开始好转了。没有哪个希望比它更无凭无据了。没有人告诉过我，有时候病菌钻到里面，那里又温暖又潮湿，病菌会安歇一两天，接着会更加来势汹汹。要是能明白这一点，我可能会很惊讶的。十五或二十年后，我更惊讶地得知，原来可以吃药片，迅速消除感染……这些药片可能会让你觉得胃里有点恶心，或是发生腹泻，但它们几乎不可能像塞德勒医生的磺胺那样让你呕吐。在一九三二年，你束手无策，只能等待，并努力忘掉那种有人把煤油泼到你体内并往上头扔火柴的感觉。

我把烟抽到头，走进卧室，终于睡着了。我梦见了那两个女孩，她们羞涩地笑着，满头金发。

6

第二天早上，我在书桌上看到一张粉红色的便笺纸，让我尽快去监狱长办公室一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里有虽不成文却很重要的游戏规则，而我昨天有那么一会儿没有照规则办事。于是，我尽量拖着不去。我想，这事就像我不愿意为泌尿毛病去看医生。我总觉得这种“非得把事情了了”的做法被高估了。

不管怎么样，我没有赶紧去监狱长穆尔斯的办公室，而是脱下羊毛制服，把衣服挂在椅背上，打开角落里的电风扇（又是一样发热的东西）。接着，我坐下来，看布鲁特斯留下的夜班记录。没什么值得警惕的事情，德拉克罗瓦睡下后哭了一会儿（他常常这样，更多是为自己哭，而不是为被他活活烧死的人，这我很肯定），接着他从雪茄盒里拿出了叮当先生，就是那只老鼠，它就睡在盒子里。这让德尔安静了下来，余下的夜晚他睡得像个婴儿。叮当先生很可能待在德拉克罗瓦的肚子上，尾巴卷起来盖着爪子，眼睛一眨不眨。好像上帝认为德拉克罗瓦需要一个守护天使，却又凭他的智慧认定，只有老鼠才能守护这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耗子似的杀人犯朋友。当然，布鲁托尔的记录中并没全部都写。不过，我自己值过很多夜班，足以从字里行间里看出额外的内容。这里还有关于柯菲的简短记录：“他躺在那里没睡着，大多时候很安静，间或有哭泣。我试着找些话题，但听柯菲咕哝着回答了一些之后，我就放弃了。保罗和哈里可能运气会好一些。”

“找些话题”其实是我们工作的核心。我当时还不清楚，但当我在德高望重这个又老又怪的岁数（我觉得对必须要承受衰老的人来说，所有很大的岁数都显得有点古怪）开始回顾往事时，我才明白确实是这样的，也明白了我当时为什么会不清楚，因为这事太重大了，就像呼吸对于生命一样关键。临时工能否“找些话题”倒不重要，但是我、哈里、布鲁托尔、还有迪安会不会找却很关键……而这也是珀西·韦特莫尔之所以成为灾难的原因之一。犯人恨他，看守恨他……大概所有人都恨他，除了和他有政治关系的人，除了他本人，也许（也只是也许罢了）还有他母亲。他就像撒到结婚蛋糕里的一剂砒霜，我想，我当时就知道，他从一开始就惹祸，他本人就是即将临头的事故。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我们会自嘲，说自己的职责不是看守犯人，而是当心理医生。我们有些人到今天还会这么自嘲，不过我们当时就明白如何“找些话题”……若没有这些谈话，要上“电伙计”的人迟早会疯了的。

我在布鲁托尔的记录下面写了几句，让他和约翰·柯菲谈话，至少要试着这么做，接着，我跳过去看柯蒂斯·安德森（监狱长的首席助理）留下的话。上面说，他（即安德森）正在等待着很快会到来的关于爱德华·德拉克罗瓦的DOE指示（这里安德森拼错了，那人的名字实际上是埃杜亚德·德拉克罗瓦）。DOE指的是处决日[18]。照柯蒂斯的留言，据确实可靠的消息，他听说这个小个子法国佬要在万圣节前不久上刑场，他觉得很可能是十月二十七日，而柯蒂斯·安德森的猜测也是很有根据的。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可能要迎来一个新房客，他叫威廉·沃顿。“他就是那种你会称作‘问题儿童’的人”，这段话柯蒂斯是用他那向右倾斜的字体写的，不知怎么的，他的笔迹总是有些拘谨。“他很狂野，也为此感到骄傲，大概是去年，他在整个州里流窜，终于癫狂之极，在一次拦路抢劫中，杀了三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孕妇，又在道口杀了第四个人，是州巡警。他只放过了一个修女和一个盲人。”读到这里，我笑了笑。“沃顿今年十九岁，右前臂上有‘野小子比利’的刺青。我相信，你肯定会煽他一两记耳光的，不过得小心点，这个人压根不在乎。”他加了双划线，然后这样结尾：“他也可能是常在附近出没的人。他正在上诉，事实上他还未成年。”

一个疯狂的孩子，正在上诉，就要来这里了。哦，听上去还真不错。突然，天气似乎更热了，我也不能再拖延不去见监狱长穆尔斯了。

我任冷山看守期间有过三任监狱长，哈尔·穆尔斯是最后一任，也是最好的一任。他平易近人，诚实，直率，甚至缺乏柯蒂斯·安德森的基本才智，但他具备了政治技能，足以在那几年艰难时期维持住自己的位置……他也很正直，经得住诱惑。他不会再提升了，但这样似乎也不错。他那时五十八岁，要不就是五十九岁，脸上的皱纹很深，像条警犬，大概就是波波·马钱特很熟悉的那种。他满头白发，双手因为痉挛之类的原因颤抖着，不过他还是很强壮的。前一年，当一个监狱犯拿着一根由板条箱的板条削成的棍子向穆尔斯冲来时，他站在那里，抓住那恶棍的手腕，一把折断他的骨头，发出了干树枝着火后断裂的声音。那恶棍忘了所有的愤慨，跪倒在地上，尖声叫娘。“我不是你娘，”穆尔斯用他很有修养的南方口音说道，“不过我要是的话，我会拎起裙子，用生你出来的家伙朝你撒尿的。”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立刻站了起来，我一摆手让他坐回去，然后在他桌子对面坐下，先从他妻子说起……只不过在我们那里，问候是与别处不同的。“你那漂亮妞怎样了？”我就是这么问的，好像梅琳达才十七芳龄，而不是六十二三岁了。我的关心是真诚的，她是那种我若有缘分自己也会爱上和迎娶的女人，但我也在乎让他从该谈的正事儿上分分心。

他深深叹了口气：“不太好，保罗，确实不太好。”

“头痛更厉害了？”

“这礼拜只痛了一次，不过是最糟糕的一次，前天她基本上整天躺着，现在她右手乏力的情况更严重了——”他举起自己那只满是肝色斑点的右手，我们两人看着它在记事簿上颤抖了一阵子，接着他又把手放下了。我知道，他极其不愿意说出上面这番话，而我宁愿没听见。梅琳达的头疼病是春天开始的，整个夏天医生一直说这是“精神紧张引起的偏头痛，”也许是因为担心哈尔马上要退休。我老婆曾告诉我，偏头痛是年轻人的病，不是老年人常得的，到了梅琳达·穆尔斯的年纪，病情通常会好转，而不是恶化。现在她的手又出现乏力症状，我看这可不像是精神紧张，而像是倒霉的中风。

“哈维斯特罗姆医生想让她去印第安诺拉住院，”穆尔斯说，“做点检查，他的意思是拍X光片，谁知道还有什么，她都怕死了。”他停住了，然后点点头，“说实话，我也很害怕。”

“是啊，可你都看到她的情况了，”我说，“别再等了，如果真有什么的话，X光能照出来的，没准是他们可以治疗的。”

“是的。”他应着。过了一会儿，我们的眼神对视了，并停在那里。据我回想，这也是我们这次见面的唯一一次，那是一种袒露而彻底的相互理解，一切尽在不言中。没错，也许就是中风，也可能是恶性脑瘤，如果真是的话，印第安诺拉的医生也差不多无能为力了。要知道，这是一九三二年，当时就算尿路感染之类相对简单的病症，不是用磺胺类药剂让人恶心，就是忍痛熬着。

“谢谢你这么关心，保罗，现在，让我们谈谈有关珀西·韦特莫尔的事。”

“今天上午我接到州里的电话，”监狱长平静地说，“电话里很生气，我想你也能想象的，保罗。州长有如此的姻亲关系，他没法不感情用事，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他的妻子有个哥哥，哥哥有一个儿子，那人就是珀西·韦特莫尔。昨晚，珀西给他老爸打电话，而珀西的老爸又打给珀西的姑姑，还要我把下面的事情全讲了吗？”

“不用了，”我说，“珀西告发我，就像学校的孬种告诉老师，说他看见杰克和吉儿在衣帽间里亲嘴。”

“没错，”穆尔斯应道，“差不多就这码事。”

“你也知道，德拉克罗瓦进来的时候，在珀西和他之间发生了什么吧？”我问，“珀西还拿着他那该死的胡桃木警棍？”

“知道，不过——”

“你也知道他有时候是怎么拿着它在监狱里显摆的，他纯粹为了找乐子。他很卑鄙，又愚蠢。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还能忍他多久。”

我们彼此认识五年了，对于相处得好的人，这时间算长了，尤其是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和死亡打交道。我的意思是，他能理解我。倒不是说我会放弃，大萧条正在监狱外头徘徊，就像危险的罪犯，而且还不受我们掌管，不受牢狱控制。比我更能干的人不是流落街头，就是得逃票乘车。我知道自己算是幸运的，孩子们成年了，还有房贷，那两百磅重的大理石块，两年前也终于不再是胸中块垒。可人总得吃饭，还有老婆要养。而且，只要有能力，我们也习惯了给女儿和女婿寄上个二十块钱（有时候即使一时没钱，如果简写信流露出异常的窘迫，我们也设法寄去）。女婿是失业的中学教师，如果这样的情况在那年头还称不上窘迫的话，窘迫这个词也就没啥意思了。因此，人们绝不会放弃像我这样有稳定收入的工作……绝不会铁着心冷冷地放弃的。不过那年秋天可没那么冷，外面的温度不合季节地高，尿路感染在我体内肆虐，把我身体的温度弄得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哎，有时候，人的拳头就会只听从本能。一旦你对着像珀西·韦特莫尔这种有后台的出了拳头，你就可能会继续揍下去，因为没有退路了。

“要挺住，”穆尔斯平静地说，“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据可靠消息，实际上，今天给我打电话的人告诉我，珀西向布莱亚那边递了申请，而且申请会被接受。”

“布莱亚，”我应道。即荆棘岭，两个州立医院之一。“这家伙在干吗？巡游州立机构吗？”

“是份管理工作，薪水更高，只是催催文件，而不是在大热天整理医院床铺。”他撇着嘴朝我笑笑，“你要晓得，保罗，‘酋长’过来的时候，你要是没把他和范哈伊一起派到配电室的话，你可能早就摆脱他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的话让我费解，不知他到底在说什么。也许我也不想听懂。

“我还能把他派到哪里？”我问，“老天，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干的是啥！还要让他参与执行队的工作——”我没把话说完，也说不完，头绪乱糟糟的，无从说起。

“不管怎么说，你最好让他接手德拉克罗瓦的事。如果你想摆脱他，就得这样子。”

我垮着脸，看着他。过了一会，我终于收起脸说：“你说什么？难道他想亲身经历这个场面，想闻闻别人脑袋烧焦的味道？”

穆尔斯耸耸肩。一谈起妻子，他的眼神曾是那么的温柔，可现在却如此冷酷。“不管韦特莫尔干还是不干，德拉克罗瓦的脑袋终归要烧的，”他说，“对吧？”

“对，不过他会搞砸的，事实上，哈尔，他准得搞砸，在三十个左右的见证人面前……在那些专程从路易斯安那赶来的记者面前……”

“你和布鲁特斯·豪厄尔得保证不让他弄砸了，”穆尔斯说，“如果他还是搞砸了，会被记录在案，就算他州议会的亲戚早不在了，那记录也还会在的。你明白吗？”

我懂。这让我感到恶心，感到担心，但是我懂。

“他想留到执行柯菲。不过，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他从德拉克罗瓦那里能获得满足。你得确保让他参与这一次。”

我本来计划好再让珀西待在配电室，然后让他下隧道，推着安放德拉克罗瓦的滑轮担架，把尸体送到监狱外路对面停着的运尸车那里。但是我想都没再想，就把所有这些计划抛到脑后。我点点头，我有种感觉，觉得这是一场赌博，不过我不在乎。如果这么做能摆脱珀西·韦特莫尔，我连老虎屁股都敢摸。他可以参与处刑，推合上夹钳，朝铁窗望望，告诉范哈尔推到两挡；他还能看着那个小个子法国佬浑身触电，而那电就是他珀西·韦特莫尔从瓶子里放出来的。就让他得到那些恶心的快感吧，如果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州里对杀人犯的处罚。让他去荆棘岭好了，他会在那里有自己的办公室，还有纳凉的电风扇。如果他姑夫下一次选举失败了，他就会知道，在这个艰难、破旧、酷热的世界里，什么才是工作；他就会明白，在这世上，不是所有的恶棍都会被关监狱，有时候连你自己的脑袋也会挨揍，这样更好。

“行，”我说着站起身，“我会让他参加德拉克罗瓦的处刑的，让他打头阵，同时，我会维持场面。”

“好，”他说着也站了起来，“另外，你自己的情况怎样了？”他悄悄地指指我下身。

“好像好点了。”

“嗯，这样就好。”他目送我到门口，“还有，柯菲怎么样？会惹事吗？”

“我想不会吧，”我说，“他安静得像只死公鸡，真是古怪，古怪的眼神，不过很安静。总之我们会留心的，不用担心。”

“当然，你知道他曾干过什么。”

“那是。”

他看着我走到了办公室外，老小姐汉娜坐在那里，读着她那本丛林故事，好像自上个冰川世纪结束时，她就在读这本书了。能离开那里我很开心，总之，我觉得好像很轻松就脱身了。毕竟，很高兴能知道还有机会摆脱珀西。

“代我向梅琳达致以最真切的问候，”我说，“也别再自寻烦恼，很可能最后诊断结果不过是偏头痛而已。”

“确实。”他说。他心事重重，垂着眼睛，嘴角却露着微笑。两个表情夹杂在一起，可真是惨不忍睹。

我回到E区，开始了新的一天。有文件要看要写，有地板要拖，有饭要做，还要制定出下周的值勤表，一大堆事情呢。不过大部分时间是等待，在监狱里总是有很多等待，从来没完的时候。等着德拉克罗瓦走绿里，等着威廉·沃顿噘着嘴唇、带着野小子比利的刺青来这里，更重要的是，等着珀西·韦特莫尔走出我的生活。

7

德拉克罗瓦的老鼠是上帝带来的神秘物之一。那个夏天之前，我从没在E区见过老鼠，那个秋天之后，我也再没见过老鼠。就是那个秋天，在十月的一个炎热的、电闪雷鸣的晚上，德拉克罗瓦在我们的陪伴下走了，走时的样子令人无法形容，连我都不敢回想。德拉克罗瓦说，是他训练了那只老鼠，让它以汽船威利[19]的身份在我们中间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不过，我认为情况其实恰恰相反。迪安·斯坦顿也认同我的观点，布鲁托尔也是。老鼠第一次出现时，他们俩都在那里，正如布鲁托尔所说，“那东西早就受过训练，比那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佬可聪明多了，那人还自以为是主人呢。”

迪安和我在办公室里，正仔细检查着上一年的记录，准备给五次处决的见证人写后续报告，还要为自一九二九年以来另外六次处决的后续报告写后续报告。我们主要想知道的就是一件事：他们对我们提供的服务是否满意？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怪异，但这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纳税人，他们是我们的顾客，只不过很特殊。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他（她）愿意在午夜出面观看处决，准会有特殊的、迫切的原因，有特殊的需要，如果处决是一种合适的惩罚，那么它就得让人满意。他们曾有过噩梦，处决的目的就是要向他们展示，让他们明白，噩梦已经过去。也许这么做还真有效，有时候真是这样。

“嗨！”布鲁托尔从门外喊着，他正在大厅最前头的桌子前。“嗨，你们俩过来！”

迪安和我对视着，同样警觉。我们觉得准是有人出事了，要么是那个从俄克拉荷马州来的印第安人（他叫阿伦·比特伯克，不过我们管他叫……酋长，照哈里·特韦立格的话讲，叫羊奶酪酋长，因为哈里觉得，比特伯克闻起来就这个味儿），要么就是那个被我们称作总统的家伙。不过布鲁托尔笑了起来，于是我们赶紧去看发生了什么。E区的笑声就像教堂的一样，是不正常的。

老嘟嘟是那时候推食品车的老犯人，他已经推着一车神气的美食来过了。布鲁托尔囤了一晚上的货：三份三明治，两瓶汽水，还有一些圆馅饼，一盘土豆沙拉（这肯定是嘟嘟从监狱厨房里偷偷拿来的。对他而言，这有点太过分了）。布鲁托尔面前是一本摊开的日志，他居然没把东西洒上去还真算奇迹了。当然了，他才刚开始吃。

“什么？”迪安问道，“这是什么？”

“州议会准是松开了钱袋，今年要再雇个监狱看守了，”布鲁托尔说着，还在笑。“瞧那边。”

他指了指，我们看到了那只老鼠。我也笑了起来，迪安也笑了。确实不由得人不笑，因为那老鼠的样子就像一个得一刻钟巡视一次的看守：这个小小的、毛茸茸的看守正在确保不让任何人逃跑或自杀。它在绿里上朝我们快步走来，脑袋转来转去，好像在监视着牢房，接着它还会往前一冲。实际上，尽管叫喊声和笑声不断，但我们仍然听到那两个现押犯人正在打呼噜，这就更滑稽了。

这纯粹是一只普通的棕色老鼠，除了似乎在巡视牢房的样子。它甚至走进了一两间牢房，敏捷地在低矮的铁栅栏上跳跃着，我想，很多关押犯都会嫉妒它的，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犯人。当然了，囚犯们总是想逃出来的。

那只老鼠没有走进任何一间住人的牢房，它只挑空着的进。最后，它差不多走到我们站的地方，我一直等着它折回去，但是它没回头，它压根不怕我们。

“老鼠这个样子朝人走过来可不正常，”迪安说着，有点紧张。“也许它疯了。”

“哦，老天，”布鲁托尔说着，满嘴的咸牛肉三明治。“这是只老鼠行家，是鼠人，你看它嘴角的白沫，是鼠人吧？”

“我根本看不到它的嘴巴。”迪安说，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也看不到它的嘴巴，不过我能看到它那黑溜溜的小眼珠子，我觉得它们看上去并不疯狂或躁动不安，而是充满了好奇和智慧。我处死过人，处死过据说有着不死的灵魂的人，可是他们看上去比这只老鼠蠢多了。

老鼠急匆匆地沿着绿里跑到离值班桌不到三英尺的地方……那桌子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特别，不过是那地方中学老师常用的桌子。老鼠就在那里停下，把尾巴卷到爪子周围，样子就像老夫人整裙子一样端庄。

我突然停住不笑了，刹那间，我感到一种渗入骨髓的寒意。我想说，我自己也不知为何会有这种感觉——谁都不愿当众说出会让自己显得荒诞滑稽的话——可事实上我知道。而如果我能把其他真相讲出来，在这一点上也应该说真话：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就是那只老鼠，觉得自己根本不是看守，只是另一个被定了罪、判了刑的犯人。我依然拼命勇敢地仰望着桌子，那张桌子在那老鼠看来肯定足有几英里高（就像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的上帝的审判席），而桌子后面端坐着声音低沉、穿蓝外套的巨人们。那些巨人不是用BB枪[20]射击我们，就是用扫帚打我们，设陷阱害我们。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爬过那个“胜利者”字样，去啃小铜盘上的奶酪时，那些陷阱会让我们把脊梁摔断。

值班桌旁没有扫帚，但有一个滑轮拖把桶，拖把还放在绞干架上；在和迪安一起坐下来处理那箱记录前，我刚擦洗完那条绿色亚麻油地毡，打扫过所有六间牢房。我看到迪安准备抓起拖把挥一下。就在他手指刚接触细细的木把手时，我碰了碰他的手腕，说：“随它去吧。”

他耸耸肩，把手缩了回去。我觉得他和我一样，并不真想用拖把去打它。

布鲁托尔从咸牛肉三明治上撕下一角，放在桌子前，用两个手指轻轻地夹着。老鼠仰望着，看上去非常兴奋，好像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许是的，我能看到它的胡须抽搐着，鼻子扭动着。

“哦，布鲁托尔，别！”迪安喊道，然后看看我，“别让他这么做，保罗！如果他要喂那该死的家伙的话，我们就可以给所有四条腿的东西举欢迎牌了。”

“我只是想看看它会怎么做，”布鲁托尔说，“是出于科学兴趣。”他看着我，我毕竟是头儿，就算在这种小事上。我想了想，耸耸肩，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其实，我也有点想看看它究竟会怎么做。

嘿，它吃了，这是天性。毕竟是萧条时期。不过它吃的样子把我们迷住了。它靠近那一小块三明治，绕着食物嗅来嗅去，然后像小狗玩游戏似的端坐在三明治前，一把抓过来，把面包掰开，取出肉。它表现得如此慎重和机警，就像人们在中意的饭馆里就着上好的烤牛肉大餐大快朵颐一样。我从没见过动物如此吃法，甚至连训练有素的家狗都做不到。而且，它吃东西的过程中，眼睛始终没离开我们。

“这只老鼠要么很聪明，要么就是饿疯了。”这是另一个人的声音，是比特伯克，他已经醒了，此时正站在自己牢房的铁栏边，赤裸的身上只穿了条松松垮垮的拳击短裤。他右手中指和食指关节间夹着一根自己卷的香烟，铁灰色的头发编成辫子垂在肩膀上，肩部肌肉以前可能很健壮，现在却开始松垮了。

“你们印第安人关于老鼠有什么至理名言，酋长？”布鲁托尔边问边看着老鼠吃东西。看到老鼠用前爪利落地抓住那点咸牛肉，并不时地把肉翻转着，不时瞥上几眼，似乎对那片肉充满崇敬和欣赏，我们都被迷住了。

“没有，”比特伯克说，“我曾听说有个勇敢的人拥有一副他号称是用老鼠皮做的手套，不过我可不信。”他笑了起来，好像这完全是个笑话，说完就离开了铁栏。他再次躺了下去，床铺随之吱呀作响。

那仿佛是老鼠要离开的信号。它吃完了爪子里的东西，闻了闻剩下来的（基本上是涂了黄色芥末的面包），然后回头看看我们，好像要把我们的脸记住，没准下次会再碰上。接着，它转过身，沿来路匆匆地跑开了，这回可没再去巡视牢房。它的匆忙让我想到了《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那只兔子，不禁笑了起来。老鼠没在禁闭室门口停留，就从门沿下消失了。禁闭室的墙是软的，专门关押那些脑袋发软的家伙[21]。在不需要这间屋子发挥它应有功能的日子里，我们就把清洁工具放在那里，那里还有一些书（大多是克莱伦斯·穆尔福德[22]写的西部故事，只有一本书，它只在特殊情况下出借，上面的故事有很多插图，里面有波派、布鲁托，甚至还有汉堡包魔王温皮，他们轮流和奥列弗·奥伊尔[23]搞）。除了这些，还有几样美术用具，包括蜡笔，德拉克罗瓦后来拿它派了很好的用场。他已经不再给我们惹麻烦了，要知道，这是更早一些的事情。禁闭室里还有一件没人想穿的外套，是白色的双层帆布缝制的，背上有纽扣、搭袢，以及扣环。我们都知道该怎样把问题儿童套进那件约束衣。这些迷路的孩子，他们一般不大做出暴力举动，不过一旦做了，伙计，你可来不及扭转局面。

布鲁托尔伸手从书桌抽屉里拿出那个蒙着厚厚皮书套的本子，本子的封面上印着烫金的“访客”二字。通常，这个本子会在抽屉里放上数月。当某个犯人有访客时（除了律师或牧师外），他会到食堂外的那间屋子去，房间就是会客用的，我们称它为“拱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取这名字。

“老天，你知道你正在做什么吗？”迪安·斯坦顿问道，他目光透过眼镜镜片的上沿，注视着布鲁托尔，看他打开了本子，堂而皇之地翻阅着几年来这些已死了的囚犯的访客记录。

“遵守十九号规定。”布鲁托尔说着翻到了当前记录。他拿起笔，舔舔笔尖（这可是他改不了的坏习惯），准备写字了。十九号规定清楚地提到：“每个到E区的访客要出示一张黄色的经行政部门批准的通行证，并务必进行登记。”

“他疯了。”迪安对我说。

“它没有出示通行证。不过，这次我就放过它了，”布鲁托尔说着又舔舔铅笔头，祝自己好运，然后在“入区时间”栏下面填上了“晚上九时四十五分”。

“是啊，干吗不呢，大老板们没准会给老鼠破例的。”我说。

“他们肯定会的，”布鲁托尔应和着，“缺钱呗。”他转身看看书桌后墙上挂着的钟，然后在“出区时间”栏写上“十点零一分”。这两个数字中间的空白留得很多，是“访客姓名”栏。布鲁特斯·豪厄尔使劲想了片刻（也许是在动用他有限的拼写能力，我敢肯定，他脑袋里早有词汇了），认真地写下“汽船威利”。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这么称呼米老鼠。这是因为在第一部有声卡通片里，它转动着眼珠子，到处颠着屁股，在轮船的操舵室里拉响了汽笛。

“行了，”布鲁托尔说道，啪地关上了本子，把它放回抽屉。“完事了。”

我笑了，不过迪安对事情总是不免会严肃以待，哪怕他知道这是玩笑。他皱着眉头，生气地擦拭着眼镜片。“如果有人看见，你会有麻烦的。”他再次显出犹豫的样子，眯着近视眼睛四处看看，好像以为会看见墙上长耳朵似的。他说：“像珀西·韦特莫尔这号谁惹了他就让谁死得很难看的家伙就会的。”

“呃，”布鲁托尔说，“等哪天珀西·韦特莫尔把细腿放到这张桌子后头，我就走人。”

“用不着了，”迪安说，“如果珀西把事情向有关人士抖搂了，他们早就拿你在访客登记簿上开玩笑的事把你给炒了。珀西会这么做的，你也知道他会的。”

布鲁托尔恶狠狠地瞪着眼，什么都没说。我猜想，后来，就在那天晚上，他会把写下的东西擦掉的。他不擦，我也会去擦的。

第二天晚上，比特伯克和“总统”先后被带到D区，等那里的普通囚犯进了牢房后，他们就开始洗淋浴。之后，布鲁托尔问我，我们还该不该到禁闭室去找汽船威利。

“我想该去。”我说。前天晚上那只老鼠的确让大伙一顿好乐，不过我明白，如果布鲁托尔和我在禁闭室里找到它的话，尤其是如果发现它用牙齿啃噬填充墙、开始筑窝的话，我们会宰了它的。最好是把这位“侦察兵”除了——不管它有多好玩——也强过和“朝圣者”一同生活。而且，不用我说，人们都知道，我俩谁都不怕杀老鼠。毕竟，州里给我们发薪水，本来就是要我们杀老鼠的。

不过那天晚上我们没找到汽船威利，它后来被叫做叮当先生了。它没有窝在软墙那里，也没有藏在我们拖到走廊的垃圾堆里。禁闭室里有很多垃圾，比我想得还多，因为我们好久没用禁闭室了。等威廉·沃顿来了后，情况就会发生改变，不过当时我们不知道罢了。幸亏如此。

“它去哪儿了呢？”最后，布鲁托尔这样问道，边问边用一块很大的蓝色手帕抹着脖子后面的汗。“既没有洞眼，又没有裂缝……不过——”他指了指地板下的排水管。壁炉下面，也就是老鼠可能会钻的地方，蒙着一张细密的钢丝网，哪怕是苍蝇都休想飞过。“它是怎么进去的？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我说。

“它确实是从这里进去的，不是吗？我是说，我们三个都看见的。”

“是啊，就在门底下，它得缩着身子，可还真进去了。”

“哎哟，”布鲁托尔说道，这个字由这么大个子的男人说出来，听上去怪怪的。“幸亏犯人们没法把身子缩这么小，是吧？”

“没错。”我说着最后瞅了一眼帆布墙，想找到洞眼或是裂缝什么的。什么也没有。“行了，我们走吧。”

三个晚上后，汽船威利又出现了。当时哈里·特韦立格正在值班，珀西也在，他们拿着迪安曾经想用的拖把，追着老鼠上了绿里。那只啮齿动物轻轻松松地躲过了珀西，从禁闭室门下的裂缝处溜走了，取得完胜。珀西大声咒骂着，打开门，又把那堆垃圾拖了出来。据哈里说，真是又滑稽又恐怖。珀西发誓一定要抓到那只该死的老鼠，把它那恶心的小脑袋拧下来。当然，他还是没做到。他浑身冒汗，一头乱发，制服衬衫的下摆在背后垂荡着。半小时后，他回到值班桌前，一边把头发从眼睛处拨开，一边告诉哈里（骚动开始时他基本上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看书），说他准备在门底下放一条绝缘带，认为那样就能了结这一祸害。

“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吧，珀西。”哈里边说边翻着那本关于西部传奇的书。他觉得珀西会忘了堵住门下缝隙这件事的。他倒是想对了。

8

那年冬天，这些事情发生过后很久，有天夜里，布鲁托尔到我这里来，当时就我们两个人，E区暂时空着，其他的看守都临时重新分配任务了。那时珀西已经去了荆棘岭。

“你过来。”布鲁托尔压着声音，听上去很滑稽，我不禁转头猛地盯着他。我刚从外面顶着夜里的寒冷和雨夹雪过来，掸着大衣的肩膀处，准备把它挂起来。

“出什么事了？”我问。

“没有，”他说，“不过，我发现叮当先生藏身的地方了。我是说它刚来的那会儿，德拉克罗瓦还没接手它的时候。你想看看吗？”

我当然想看了，于是就跟着他沿绿里走到了禁闭室。我们之前堆着的东西都放到了大厅里，布鲁托尔显然是利用这段暂时没人进出的日子做了点大扫除。门开着，我看到里面放着拖把桶。地板和绿里一样是令人压抑的暗色，正在逐渐变干。地板中央放着一把四脚梯，它通常是放在储藏间里的，那里正好也是州里死刑犯最后歇脚的地方。靠近梯子后面差不多是顶端的地方，有一条突出的搁板，修理工用它来放工具包，粉刷工则会用来搁漆桶。梯子上还有把手电筒，布鲁托尔把它递给了我。

“到上边去，你比我矮，所以差不多得爬所有的阶梯，不过我会抓住你双腿的。”

“我的腿脚很怕痒，”我说着就往上爬去，“特别是膝盖。”

“我会留心的。”

“好，”我说，“为了发现那只耗子的老窝而把腿给摔断了可划不来。”

“啊？”

“算了。”我的头已经到了天花板中央的灯网下面，我感到梯子在身体的重压下轻轻颤动。我还听到外面寒风呼啸。“抓紧我。”

“抓着呢，别担心。”他紧抓着我的小腿，我又往上爬了一步。我的头离开天花板不到一英尺了，能看到那些勤奋的蜘蛛在屋顶顶梁交叉的地方拉出的蜘蛛网。我拿手电筒四处照了照，没发现任何值得我再冒险爬上去看的东西。

“不对，”布鲁托尔说，“你看得太远了，保罗，往左边看，就在横梁交错的地方，看见没？其中一条有点褪色了。”

“看见了。”

“往连接处照照。”

我照了照，立刻就瞧见了他想让我看的东西。横梁由木钉钉在一起，共有六处，有一个钉子不见了，只留下一个硬币大小的黑洞。我看了看，扭头困惑地瞧着布鲁托尔。“那只老鼠是小，”我说，“可有那么小吗？伙计，我觉得不像。”

“可它就是从这里过去的，”布鲁托尔说，“我能肯定。”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肯定的。”

“再靠近点，别着急，我抱着呢，歇口气。”

我照他的话做了，用左手摸索着，搭在另外一根横梁上，感觉舒服了一些。外头又是一阵狂风大作，空气从那个洞里穿进来，直冲我的脸。我能闻到南方冬夜的凛冽气息……还带着点其他味道。

薄荷油的味道。

可别惹了叮当先生，我能听到德拉克罗瓦颤抖的声音。我能听到、也能感到那个法国佬把叮当先生递给我的时候我所感到的它的体温。那只是一只小老鼠，却无疑比大多数动物都聪明，可还是一只老鼠而已。别让那坏蛋欺负我的老鼠，他曾这么说，我也答应了；当走上绿里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神话或假设，而是一种确实要身体力行的过程时，我最后总是会答应他们的。请把这封信寄给我二十年没见的兄弟好吗？我答应了；为我的灵魂念上十五遍圣母玛利亚好吗？我答应了；让我死的时候用本名，把它刻在我的墓碑上好吗？我答应了。这是为了让他们好好走完这条路，让他们能在绿里尽头的电椅上神志清醒。当然，我没法一一兑现所有的诺言，不过我答应了对德拉克罗瓦的承诺。对那个法国佬来说，他可是受了很大的罪。那坏蛋折磨德拉克罗瓦，狠狠地折磨了他。哦，我知道他的罪行，没错，可是当德拉克罗瓦跌入“电伙计”残忍的怀抱中时，可没人像他那么遭罪的。

薄荷油的味道。

还有别的味道，就来自那个洞眼。

我用右手从胸部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左手仍然抓住那条横梁，不再担心布鲁托尔是否会不小心弄痒了我敏感的膝盖。我一手旋开笔套，把笔尖戳进去，想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里面是小块的木屑，明黄的颜色，然后我又听到德拉克罗瓦的声音了，这一次非常清楚，可能他的魂灵一直潜伏在这间屋子里，就在我们周围。威廉·沃顿也曾在这里待过很久。

嗨，伙计们！这声音说道，还带着笑，带着惊讶。这是那种忘却、至少是暂时忘却自己身处何地、命运将会如何的人的声音。来瞧瞧叮当先生多有能耐！

“老天……”我喃喃着，觉得风像是要把我击倒了。

“你又发现了一片，是吗？”布鲁托尔问，“我发现了三四片。”

我爬了下来，用手电照着他宽大的、张开的手掌。手心里有一些木头碎片，就像给小精灵玩的抽杆棒。两片是黄色的，和我发现的一样，一片是绿色的，还有一片是红色的。颜色不是漆上去的，而是用蜡笔涂的。

“哦，伙计，”我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说，“哦，嘿，是那个线轴上的，是吧？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小时候可不像现在块头那么大，”布鲁托尔说，“我是在十五到十七岁之间猛长身体的，那之前还是个小个子。我第一次到学校去时，觉得自己小得像……呃，就像小老鼠，我猜你也会这么说的，我那时可怕得要死，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

我摇摇头。外面又是一阵狂风，横梁间的蜘蛛网在气流中摇荡着，就像破烂的花边。我从来没有身处如此鬼魅的境地。正在那时，正当我们站在那里低头看那些从线轴上残留下来的碎片时，我醍醐灌顶地意识到，为什么自打约翰·柯菲走过绿里之后，我就没法再干这活了。不管是不是由于抑郁，反正我受不了再看着别人经过我的办公室走向死亡，再多看一个都不行。

“我向妈妈要了一块手帕，”布鲁托尔说，“每当我想哭、觉得自己很渺小的时候，我就溜出去，闻闻她的香气，然后就不觉得那么糟糕了。”

“什么？难道你认为，这只老鼠是从涂了颜色的线轴上咬下一些碎片，来怀念德拉克罗瓦吗？难道一只老鼠——”

他抬头仰望着。我觉得，有那么一会儿，我看见了他眼里噙着泪水，不过我想可能是我看错了。“我什么也没说，保罗，不过我在上头发现了它们，而且和你一样，我也闻到了薄荷油的味道——你也闻到的。这活我再也不能干了。我决不再干了。再看到有人坐上电椅，我会难受死的。星期一，我打算申请换到少管所去工作，如果能在下一次处刑前换掉就好了。如果换不了，我就辞职，回家种田。”

“除了种石头，你还能种啥？”

“我不在乎。”

“我知道你不在乎，”我说，“我想我也会和你一块去申请的。”

他凝望着我，确定我不是在开玩笑后，点了点头，仿佛这事就这么定了。狂风再次刮起，猛烈得横梁吱呀响着往下沉，我们俩都不安地朝周围的填充墙看看。我觉得，在那一刻，我们能听到威廉·沃顿的声音，不是那野小子比利，不是自第一天到区里来就是“野小子比利”的那家伙的声音，而是威廉·沃顿，他又是尖叫又是狂笑，说看到他死我们会爽死的，还说我们准忘不了他。这些话，他倒是说对了。

至于布鲁托尔和我那天晚上在禁闭室里决意一起做的事，后来真成了。这好像是我们对着那些染色的小木屑许下的一个庄重的誓言。我们俩都没再参与过处刑，约翰·柯菲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