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差异,吉尔吉斯斯坦南北气候差异原因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位于市中心的阿拉太广场（Ala-Too Square）建成于1984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前称为列宁广场。视觉中国 资料图

吉尔吉斯斯坦地形图

吉尔吉斯斯坦国徽，水平居中位置的是天山。翻看吉尔吉斯斯坦地形图，天山也的确是东西向横亘，将这个国家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北部以楚河河谷为核心，包含楚河州、伊塞克湖州、塔拉斯州、纳伦州和首都比什凯克，总人口约280万；南部以费尔干纳盆地及周边地带为主体，包含贾拉拉巴德州、奥什州、巴特肯州，总人口约270万。

长期以来，地理上的隔绝，给吉尔吉斯斯坦南北之间的交流造成诸多不便。譬如，从首都比什凯克陆路前往历史悠久的奥什市（奥什州首府，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要翻越三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雪山。而交流不畅又渗透到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致使南北之间的矛盾尖锐而复杂。事实上，南北差异几乎是剖析吉尔吉斯斯坦所有问题的切入口。

一、经济之争：从“南农北牧”到“南农北工”

与中亚诸突厥语民族相似，吉尔吉斯族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游牧部落由北向南迁徙，并逐步务农、定居的过程。

相对而言，越过天山山脊来到费尔干纳盆地及周边的部落，更早也更完整地接受了此处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这种传统在费尔干纳盆地已经维持了几千年。因为费尔干纳盆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宜人，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发达的地区。与此同时，留在楚河河谷等北方地区的部落，因为地形和气候的因素，虽然也有部分人在绿洲上从事农业，但畜牧业仍是其经济的主流。对吉尔吉斯族来说，南北两部分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经济形态是其部族主义形成的物质基础。

鉴于吉尔吉斯南北之间有山脉阻隔、关隘重重，长期以来交通不便，两种经济形态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的难度颇大。由此，在吉尔吉斯族完成从部落向民族的过渡之前，“南农北牧”的生产格局便已奠立。

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生产格局，导致吉尔吉斯南北之间矛盾与碰撞不断，不同部族之间常为争夺水源、土地等经济要素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另外，为抵御外敌、维护安全、保持本部族的完整和统一，吉尔吉斯民族养成了尚武好斗的个性。这种个性，又成为南北不同部族之间利益冲突的催化剂。十九世纪，为争夺浩罕汗国的支配权，吉尔吉斯南北两大部族——以萨雷巴噶什为代表的北方部族与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奥什部族之间的争斗就从未间断过，由此确立了南北部落对立的基调。

斯拉夫文明介入中亚后，带给这个地区的不仅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行政结构，更有当地人从未见识的工业技术。无论是帝俄政府还是红色苏联，都极为看重费尔干纳盆地得天独厚的农业环境，所以自然而然地将这个地区设定为粮仓和人力补给的基地，于是，通过兴修大坝、水库、运河等水利设施，最大限度地利用天山的水资源来灌溉农作物。

与此同时，原本农业基础较差的楚河河谷，因着交通、物流等方面的优势，更易得到工业资本的青睐，所以被赋予了发展现代工业的经济使命。以苏联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1928—1932年)为例，吉尔吉斯这个时期建立起了几十座工厂、矿山，石油冶炼、有色金属、电力能源及食品加工业相继出现。这些工业部门主要集中于吉尔吉斯北方。

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年），苏联中西部许多工厂被疏散到了吉尔吉斯，大批熟练工人也随之到来，这对完善吉尔吉斯的工业结构起了一定作用。此外，苏联科学院的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物学、进化形态学等大批科研机构也迁移到了比什凯克（当时名为伏龙芝）。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吉尔吉斯的社会总产值中，工业占比超过55%，农业占比不足25%，这大致反映了南北方在国家经济总盘子中的权重。“南农北工”成为吉尔吉斯经济的基本态势，这个态势一直延续至今。

二、文化之争：对伊斯兰教的虔信或世俗

吉尔吉斯斯坦是伊斯兰教居主要地位的多宗教国家，除了伊斯兰教，该国还有东正教、基督新教、犹太教和佛教等教派。

作为国家的主体民族（占总人口72.6%），吉尔吉斯族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当然，尽管信仰相同，但不同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却有鲜明的差别。吉尔吉斯人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度，由南向北逐步减弱。换言之，世俗化程度，由北向南逐步减弱。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是吉尔吉斯斯坦南北社会文化分野的基点。

其实，吉尔吉斯人最初信仰的是萨满教。吉尔吉斯人在南下迁入中亚的过程中，才逐步在当地居民的影响下改信了伊斯兰教。因此，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南下的早与晚、接受农耕文明的多与少、与中亚本地居民融合的深与浅，决定了他们宗教意识的浓与淡。

吉尔吉斯南部费尔干纳盆地及周边的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在经济和文化上与乌兹别克斯坦联系密切，宗教氛围浓厚。八至九世纪，伊斯兰教就已传入费尔干纳盆地；十一世纪，奥什成为重要的伊斯兰学术中心。

现代以来，一些境外的宗教极端组织，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就开始了对吉尔吉斯南部的渗透，沙特的瓦哈比派、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音译，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前身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均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站稳了脚跟。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伊斯兰教在这里的传播更是空前活跃。

与之相反，吉尔吉斯北部的居民虽然名义上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仍非常肤浅。十九世纪中期访问过吉尔吉斯的哈萨克族人类学家瓦里罕诺夫（Shoqan Walikhanov，1835—1865）在其撰写的一篇游记中称：所有的吉尔吉斯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或更多地自称为伊斯兰教教徒，但他们不知道任何宗教教义及其圣礼”。他们所有的宗教仪式和迷信到现在还保留着浓厚的萨满教色彩，火、月亮和星辰都是他们所崇拜的东西。他们中还有许多不知道穆罕默德名字的人。[引自万雪玉：《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及其特点》，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作者注]

对伊斯兰教理解的不同，导致吉尔吉斯北部地区尤其是楚河谷地的宗教文化迥异于南方。首先，北部地区伊斯兰教没有较大的派别和势力；其次，北部地区宗教首领的社会地位不高；再次，北部地区清真寺的数量较少，规模较小；最后，北部地区的宗教仪式不甚严格规范。

吉尔吉斯南北宗教文化上的差异投射于整个社会观念层面，作用于日常生活，必然会在彼此之间造成隔阂。而帝俄时代斯拉夫文明的介入、苏联时期无神论思想的影响，使得北部地区与传统保守的南方相比，具备了更为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特质。这种对比，势必在南北之间造成刻板印象：南方吉尔吉斯人是虔诚的穆斯林，而北方吉尔吉斯人则显得缺乏敬畏；贫穷的南方是毒品贸易、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大本营，相对富裕的北方则是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的殖民地；北方吉尔吉斯人把南方看作“毒瘤”，而南方人则视北方人为“压迫者”。

如此强烈的心理排斥，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资源的配置、政治权力的分割，起着微妙却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政治之争：南北轮庄的权力格局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位于该国北部楚河谷地的中央，首都的位置决定了该国政治天枰的倾角。作为工业中心的北部地区，因为政治中心的加持，在国家事务中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然而，在政治博弈中，失衡并非是一种可取的选项。查阅吉尔吉斯斯坦的人口分布，南方人口与北方人口几乎持平（270万对280万），考虑到近年来费尔干纳盆地的高生育率以及北部俄罗斯族人口的迁出等因素，南方人口反超北方指日可待。因此，在人口规模势均力敌的状态下，过于倾斜的政治天枰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对立乃至分裂。

维系南北之间在政治上脆弱的平衡，一直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近三十年来的重要课题。南北轮流执掌国家权力，是破解这个课题的主要路径，或许也是迄今唯一的路径。南北轮庄的权力格局，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实践中所表现的形式，可以概括为：在同一时间段内，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与作为政府首脑的总理必须来自南北不同的地域。也即，当总统是北方人时，总理是南方人；当总统是南方人时，总理是北方人。叠加在这之上的，还有另一层南北轮庄的次形式，即总统一职由南北不同地域的人轮流担任。

现将吉尔吉斯斯坦建国27年来正式出任过总统及总理的人士及他们的地域归属罗列如下：

第一任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Askar Akayev），任职时间1991年10月至2010年4月，出生于楚河州，北方人。阿卡耶夫任内正式担任过总理的有八人，分别是：纳西尔丁•伊萨诺夫（Nasirdin Isanov）、图尔松别克•琴格舍夫（Tursunbek Chyngyshev）、阿帕斯•朱马古洛夫（Apas Jumagulov）、库巴尼奇别克•茹马利耶夫（Kubanychbek Jumaliyev）、朱马别克•伊布赖莫夫（Jumabek Ibraimov）、阿曼格尔德•穆拉利耶夫（Amangeldy Muraliyev）、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尼古拉•塔纳耶夫（Nikolay Tanayev），除了朱马别克•伊布赖莫夫，其他全为南方人士。

第二任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任职时间2005年7月至2010年4月，出生于贾拉拉巴德州，南方人。巴基耶夫任内正式担任过总理的有五人，分别是：费利克斯•库洛夫（Felix Kulov）、阿齐姆•伊萨别科夫（Azim Isabekov）、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伊戈尔•丘季诺夫（Igor Chudinov）、达尼亚尔•乌谢诺夫（Daniar Usenov），全部为北方人士。

第三任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任职时间2011年12月至2017年11月，出生于楚河州，北方人。阿坦巴耶夫任内正式担任过总理的有五人，分别是：奥穆尔别克•巴巴诺夫（Omurbek Babanov）、詹托罗•萨特巴尔季耶夫（Zhantoro Satybaldiyev）、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Djoomart Otorbaev）、泰米尔•萨里耶夫（Temir Sariyev）、索隆拜•热恩别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除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其余皆为南方人士。

第四任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Sooronbay Sharipovich Jeenbekov），任职时间2017年11月至今，出生于奥什州，南方人。热恩别科夫任职至今正式担任过总理的有两人，分别是：刚被解除职务的萨帕尔•伊萨科夫（Sapar Isakov）和现任总理默罕默德卡利•阿布尔加济耶夫（Muhammetkaliy Abulgaziyev），都是北方人士。

南北轮庄的权力格局，未经法律明文规定，却是约定俗成，被吉尔吉斯斯坦各种政治势力默契又严格地执行。这种不成文的政治设计，是南北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争斗进而妥协的产物。这个格局愈是不可动摇，愈是反证了南北平衡的脆弱与敏感。它既是长久以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的诱因，也是南北分歧难以弥合的体现。

概括起来，该格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南北轮庄的权力格局，超越党派立场和意识形态对立，具有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第一铁律的色彩。总统既可以与出自同党派的总理组合，也可以与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反对派搭档。但罕有总统与总理出自同一地区的现象，阿卡耶夫时期的伊布赖莫夫与阿坦巴耶夫时期的奥托尔巴耶夫，是少之又少的特例。

其二，南北轮庄的权力格局，可以视作吉尔吉斯斯坦民主转型的重要成果之一。但在执行过程中，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总统的更替，少有依据宪法、在民主程序下、通过和平途径进行的。首任总统阿卡耶夫的下台，源自2005年所谓的“郁金香革命”，是街头政治实现的改朝换代；而驱逐阿卡耶夫并担任总统的巴基耶夫，他的下台竟还是因反对派的大规模骚乱。

其三，南北轮庄的权力格局，随着吉尔吉斯斯坦政体的嬗变，掺入了许多复杂而不可预见的因素。2010年6月27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全民公投，改总统制为议会制。改议会制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出现总统独揽大权的局面。然而议会制的实行效果，非但不能保证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的有效运作，杜绝家族统治和腐败现象，而且在总统-总理彼此牵制所形成的脆弱平衡中加入了议会这个危险的变量。

近期，总统热恩别科夫因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而解散伊萨科夫内阁，就是多元权力配给失衡、难以调和的结果。而这，又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稳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四、结语

南北矛盾，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所造成的局面，短期之内难以化解。归根结底，南北之争的根源是吉尔吉斯斯坦地缘政治结构的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总统制、议会制、自由选举、三权分立等等，民主政治形式的引入，如果不配之以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终将无以附丽，对化解南北之争也毫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