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红怎么了,吴春红个人资料

16年前，当时34岁的吴春红卷入一场投毒杀人案，在此后的审讯中，他承认投毒，后又不认罪。2020年4月1日，河南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以”疑罪从无“判他无罪。如今，无罪释放已近一年，吴春红在努力跟上现代生活。另一方面，他与被害者一家仍处于僵局。

吴春红的老宅已破败不堪。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文 | 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实习生 梅云秋

编辑 | 胡杰 校对 | 李铭

►本文约6496字阅读12分钟

东南角，是周岗村地势最低的宅院。村口的硬化路抬高了水平线，多数村宅都用水泥垫高地基，建起了小楼，但那座宅空了16年，仿佛被时光遗忘。在豫东民权县的黄河故堤，旱涝分明，到了夏季，雨水绕过高处，灌进这最低处。

庭院里一人高的木材带锯机早锈坏了，野生的槐树已经有碗口粗，两间平房门板破旧不堪，被风雨轻易闯入，屋里自制的床、柜和台几曾被反复浸泡，墙上白漆掉了半截。

这是吴春红的家。

16年前，2004年11月15日，同村电工王战胜的小儿子中毒身亡，大儿子幸免于难。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投毒杀人案。

两天后，当时34岁的吴春红穿着拖鞋被从家中带走。辩护律师说，在此后的审讯中，他承认投毒。

他连续承认了三次，此后再也没有认罪。2005年至2008年，吴春红被商丘中院三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河南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第四次，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他无期徒刑，河南高院二审维持了判决。

2018年9月29日，最高法院指令河南高院再审此案。2020年4月1日上午，河南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宣判吴春红无罪，当庭释放。

2021年3月8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会场中，出现了吴春红的名字。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提及，对“吴春红投毒案”等冤错案件，坚持疑罪从无、有错必纠，建议改判无罪。同时，制发错案责任追究意见，对近年来已纠正重大错案逐一启动问责程序。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

女儿吴莉莉把这条新闻转给吴春红，他捧着手机掉泪了。“我看到检察长说能追责，我心里非常激动，国家真的太好了。”

如今，无罪释放已近一年，吴春红在努力跟上现代生活。另一方面，他与王战胜一家仍处于僵局。

王战胜要求重启对当年投毒案的调查，记者获悉，目前调查无突破性进展。他本人如今对记者有些抵触，“别打扰我了好不，我想过平静的生活。”挂断数十个记者来电后，他发来短信。

吴春红走在街上，侄子上学时淘汰的双肩包背在肩上，背包外侧拉链坏了，口子敞开。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对儿女的愿景

恢复自由一年后，吴春红的体重从130斤长到160斤。他已经51岁，小肚子微微凸起。方脸，头上的短发夹杂星点的白，展开眉头，右眼珠却无法与左眼看向同一方向。

他的右眼现在只有微微的光感，他说是在监狱里哭坏的。侄子上学时淘汰的双肩包背在吴春红肩上，背包外侧拉链坏了，口子敞开。吴春红的座驾是被外甥淘汰的自行车，路在他的眼睛里是斜的，他慢慢骑着车，汇入人流。

骑车要握把，吴春红揣进兜里的手拿出来，暴露了手背上一片片深红的疙瘩。那是牛皮癣，同哭坏的右眼一样，都是16年监狱生活的赠品。

医生告诉吴春红，牛皮癣是因为他身上有真菌，就像“草种”，压力大时“草原”长出来，压力减小“草原”就枯萎了。

牛皮癣比以前少了。吴春红说，除了治病，他现在依然面临着另一种压力。

心头病是给儿子成个家。儿子虚岁已有27，农村结婚早，同龄人都有了孩子，有的还有了仨。

顶着“杀人犯儿子”的压力，吴春红儿子10岁辍学，最初只能去家具厂做小工，几年后，进了电子厂，在流水线上熬到成年。儿子多年来一直在外奔波，在工地上给人绑钢筋，开混凝土搅拌车跑长途，还送过外卖。但因为家贫，始终攒不出彩礼钱，熬成了“大龄剩男”。

这些年，彩礼价格水涨船高。“没攥着30万都找不到头。”吴春红说，除了这笔彩礼钱，他还必须给儿子在县城买一套房子。在民权县，精装修新房每平方米7000元，如果退而求其次选个二手房，每平米也要5000元。算来算去，买个差不多的三居室，再加上装修，就要花掉百万。

在狱中时，吴春红时常熬夜写申诉状，出狱后他依然睡得晚，这些时间就用来看新闻。他告诉记者，羡慕南方的婚俗习惯。他说的正是时下新闻里流行的“赘婿”文化，即在南方某地嫁女儿，女方家全款把房子和车子置办齐，还给盘个店，不对男方提出经济要求。

在周岗村街坊眼中，“盘个店”是成功的标签，吴春红对女儿的愿景也是如此。

吴春红女儿吴莉莉出嫁时刚满20岁，那时候是2012年，吴春红还在狱中，她基本没什么嫁妆。吴莉莉只有初中学历，只能在美容院给人“做脸”，底薪800块，推销出化妆品才能赚到提成。女婿是货车司机，每年大部分时间在外奔波，吴莉莉一边工作贴补家用，一边照顾三个孩子。

在街坊邻居眼里，在美容院上班不够体面。“不能让她总是伺候人。”吴春红说。那家美容院开在市场旁边，顾客许多是小生意人，身上带着鱼腥的味道。除了给这些顾客洗脸、用理疗器推油和敷面膜，吴莉莉还要帮他们捏背捶腿。这在吴春红眼里，是在“伺候别人”，仿佛低了一等。

春节过后，还没出正月。吴莉莉不打算在美容院干了，他丈夫也想在县城陪孩子生活，于是夫妻俩合计后，贷款五万，盘了同学的一家烟酒店。3月13日，吴春红在这家店仿黄花梨材质的大桌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那天是吴莉莉开店第10天，酒柜上摆着价值不菲的洋酒，但都是前老板的货，吴莉莉只是帮忙售卖。

烟酒店客人寥寥。“昨天别人买了一盒烟，收款20元现金，赚了两块钱。又卖了一瓶酒，卖了400块钱，我们进价就是396，赚了4块钱。”吴莉莉从来没做过生意，找不到靠谱的进货渠道，卖不出去酒，也赚不到什么钱，“啤酒一箱进价是50元，售价也是50元。”第二天，吴莉莉把店退回去了，损失几千元押金。

2020年8月6日，河南高院作出了262万余元的国家赔偿决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是68万元。此前吴春红申请的金额是1872万余元，申请的医疗费、误工费，都没有得到法院支持。他对此提出复议，目前尚未有结论。

吴春红决定，等获得赔偿，先给儿子在县城买个房子，“让他自己找媳妇吧，找有缘分的”。

女儿“盘个店”的构想遇到挫折，他本想等有钱了，投钱给烟酒店，但吴莉莉很快把店退了，他又想将来投资给女儿开奶茶店。他打算在学校附近找个店铺，人流量大，让吴莉莉带着弟弟一起干。

吴春红手背上一片片深红的疙瘩。那是牛皮癣，同哭坏的右眼一样，都是16年监狱生活的赠品。 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被操心的人

现在的吴春红暂时还一穷二白，靠亲人接济。他还没有住所，尽管亲人向他敞开了家门，但他总感觉住着不方便。

回周岗村时，吴春红和父母住在已去世的三弟家里，三弟几年前患癌，不想把钱投入和绝症对抗的“无底洞”，就盖起了一栋三层水泥小楼，留给了父母和孩子。

此后，吴春红大部分时间呆在县里。一开始住出租屋，亲戚替他交了几个月房租，后来吴莉莉婆家出资在县城买了房，他就搬去与女儿同住。吴莉莉家有三个孩子，她公公在外打工，婆婆与她一起居住照顾孙辈，尽管从没把话挑明，吴春红仍认为和亲家母住在一起“不方便”，去找女儿的次数越来越少。

最近一段时间，吴春红住到了妻妹空着的房子里，那是妻妹为自己儿子准备的婚房。吴春红也提到，妻妹的儿子已经到了婚龄，他不可能长住。

春节过后，他的妻子回到广州的灯厂继续打工赚钱。他给记者展示妻子工作时的视频，不大的厂房里只有三个工人，他们把晾干油漆的灯架搬到操作台上，两名男性工人不戴口罩，但他的妻子在口罩外还套了防毒面具。

她如此注重防护的原因在于，吴春红的三弟因肺癌去世，家人怀疑是在家具厂遭到了油漆污染。

吴春红进不了厂。春节时候，同样在广州打工的二弟告诉他，进工厂需要体检，他的皮肤病过不了关。他还想留在家，干打家具的老本行，但由于一只眼睛看不见，他拿起刨子，找不准直线。他也曾去县里的家具厂寻找卖力气的简单活，但一看到年轻人光着膀子冒着汗，他也跟着出汗了，是虚汗。

他只好游荡在妻妹开的火锅店里。早上，他帮着连襟买菜，中午收拾餐桌、打扫卫生，晚上忙时，他帮后厨剪虾线。妻妹一家供他吃住，他不要工钱。

在火锅店没活干的时候，他就到不远处的庄子文化广场绕圈。民权县是庄子故里，广场中间有个巨大的庄子石像，人们聚集在石像的脚下，带着小娃娃在充气娱乐场玩耍，摆弄着健身器材聊天，拥挤着套圈，或是扎成堆下棋打牌。

吴春红把手揣在兜里，表情木然地穿过这些人，对什么都提不起劲。

吴莉莉回忆，在她小时候，父亲好像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儿。出事那年的夏天，父亲几乎每天都在院子里光着膀子，流着汗，切割木材和打家具。那时家里的作坊已经有六七个工人，父亲还规划把邻居家的地买下来，扩大生产，父亲还和姨夫去考察过联合收割机，想干割麦子的生意。

吴莉莉说，她父亲还曾经告诉她，等到爷爷奶奶60岁之后，要每年给老人过生日。而那时候的她和弟弟，格外地不缺零食。

但现在，时光过去16年，两位老人都已经71岁了，吴春红还没有为他们过过生日。

三年前，吴春红的父亲吴庆亮查出了高血糖，又查出了轻度脑梗，高压时常在200mmHg居高不下。这几天，老爷子扛不住了，他腰酸腿疼，走不动路，吃不下饭。他给吴春红打电话，让他带自己看病。

吴春红坐公交车到人和镇，老父亲到繁忙的车站用小三轮接了他。

因为怕花钱，吴庆亮查出病后，从没做过更细致的检查，只让大夫开药。他应对高血糖的方法就是忍住不吃饭，但由于药不对症，他的高血压始终没降下去，这就像个定时炸弹。

这次，吴春红带父亲做了心电图、胸片和脑血管B超，新农合报销后，检查费不到196元。吴春红还不会用手机付款，他从怀里掏出一沓零钱。

大夫又加了一笔65元药费，这次是母亲付的。大夫是远方亲戚。开完药，他支开两位老人告诉吴春红，吴庆亮的一身病，都是因为操心他的事。

吴春红带父亲到医院检查。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两家人的战争

吴春红被羁押了5612天，这些日子里，在牢笼之外的周岗村，失去小儿子的王战胜家和吴春红的家人间打响了战争。

王战胜聘请了律师，要求法院对吴春红严惩，同时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共计6万元。商丘中院在2008年改判吴春红死缓时，支持了13737.5元的赔偿金额。

但吴春红的家人一直没有履行赔偿。

争斗从吴春红被带走后就开始了。一位年过八旬的邻居告诉记者，吴春红被带走后，王家带着亲戚朋友将吴春红的宅院围住讨说法。“持续了好多天，俺们的门都关上了，不敢出门，吓得没办法。”

吴庆亮告诉记者，王家人冲到吴春红的家里，砸碎了锅碗瓢盆，捅破了家具作坊的棚子，还用木棍把吃水的井堵住。吴春红的族亲也被殃及，几个族亲家里的电被掐断了。“把我们几个的家围得像个监牢一样，就连别人的工具和摩托车都不让带走。”

吴庆亮认为，王家当时包围吴春红家，讨说法的另一层含义是要赔偿。吴春红院子的猪圈里，有14头200斤左右的猪，他想把猪卖掉补贴孙子生活，但王家派人挡在收猪的车面前，不让卖猪，吴庆亮报警后，派出所来人调解，一万元的卖猪款先押在了派出所。

还有吴家在河沿边上的20多棵杨树。吴庆亮说，树让王家在晚上伐倒了8棵，运走了3棵，最后又是报警，2700元卖树钱押在派出所。

吴春红向记者确认，当他无罪释放后，派出所把卖猪和树的钱都还给了他。

两家人的仇恨发酵了16年。即使到现在，王战胜仍在坚持为死去的孩子“要说法”。

王战胜家的小楼在周岗村西北角，村子不大，两家直线距离也不到500米。他们竭力避免打照面。2017年初，有记者敲开了王战胜家的大门，他对记者有些抵触，“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也不想提这个事情了。”他重复着这句话，当记者问“你是否认为吴春红有罪？”他则回答“他肯定有罪啊，他没有罪，法院能定他罪吗？”

如今吴春红无罪释放已经一年，王战胜对记者更加抵触，发短信要求不要打扰他平静的生活。电话里他留下了只言片语。“（小孩的案子）民权县公安局现在在调查呢，公安局去年就重新开始调查了。”

王战胜曾经的代理律师告诉记者，法院从疑罪从无出发，认定吴春红无罪，“但是也不排除就是他，还要等公安机关侦查才能确定”。这位律师称，具体了解，王战胜“肯定”要求公安机关找到凶手，确定犯罪嫌疑人，“这个很明确，他会一如既往地去找政府部门，来解决这个事情。”

这位律师呼吁，这类疑罪从无的案件曝光的同时，也应对受害人有个说法。“办案单位折腾这么多年，最后疑罪从无，那么这说明这个案件是没有查清呢，还是说没有犯罪事实呢？”他称，嫌疑人被放出来，会令受害人不只承担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承担案件悬而不决的压力。

吴春红说，他也想要求公安再进行破案，找出凶手。“最起码真正的凶手出来了，我真正的也算清白了。要是没有的情况下，俺那村每个人还是嫌疑对象，我还是想叫公家去破案。”

“我一直在心里头想，人家孩子死了没有找到凶手也是烦，但是我清清白白地蹲了16年我也是烦。以后最好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吴春红说，以后当他回到东南角的房子后，会避免往西北走。

吴春红和儿子在一起，儿子展示了拉面的技能。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团聚

法院宣布无罪那天，吴春红走出监狱，用手机和家人视频通话。当看到镜头里满头白发的母亲，他瘫倒了。“我一看俺娘的脸，光感觉心里难受，头一晕，就再站不起来了。”他说，之后司法工作人员把他送去了医院。

刚回家时，吴春红身体虚弱，右眼球萎缩，满身牛皮癣。因此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治病，治病花了三四个月，儿子辞去工作全职照顾。“基本上走一步跟一步。”

与社会脱节16年，吴春红适应起来很艰难，他不敢花钱，这些年猪肉从几元涨到了几十元钱，青菜也贵得“可怕”。

“以前去超市，一百块钱买的东西都提不动，现在小手指一勾就走了。”而基本生活技能也要从头学，吴春红没见过电磁炉，能把馒头蒸成焦炭，为了使用智能手机，他练习了几个月。

去年，吴春红本可以领到260余万的国家赔偿，但他认为精神损害赔得太少，提交了复议申请，目前还没结论。他还起诉了监狱，要求就他的眼病和皮肤病给出赔偿，也还没有结论。

国家赔偿虽然还没到手，吴春红想在春节时表达心意，他申请到了五万元司法救助金，想先还一些当年雪中送炭的人情。

他反复提起一个朋友，2004年底，他刚被抓走时，这位朋友援助了他家人1000元，这个数额是两亩麦地一年的总收入。春节前，他去拜访这位朋友，掏出钱要还，对方不收，两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在周岗村，吴春红的同龄人命运各有不同，有人仍在工地干苦活，有的已经资产百万。相比起来，他自己的人生算是最夸张，16年的牢狱之灾，磨去了他的青春，令家人陷入贫困。

对于正在复议中的国家赔偿， “我宁愿不要这个钱，也不想受这个罪。”他说。

“这些灾在我身上，谁也扒不下来了，就是有人替，我那个罪也受罢（完）了，我只有花俩钱把孩子安排好，我受点苦受点罪无所谓。”他说。

春节后，亲人朋友四散到各地打工，只剩吴春红在等待。钱没攥在手里，他无法实现安排好家人的承诺，但他脑子还能转，腿还能跑。

“我想先操心，反正以后避免不了是不是？”由于害怕突然间就要交彩礼，他还没正式找媒人替儿子说亲，于是他就到县里看房，从时兴的碧桂园看到学校旁的老公房，从精装修看到毛坯。

女儿吴莉莉关店的前一天晚上，吴春红还在操心。他和开超市的发小接通视频，把店里的酒一瓶瓶照给对方看，询问是否有更低价的进货渠道。店里的高档洋酒吴莉莉不认识，吴春红的发小也不认识，吴莉莉卖不出酒，就自己花钱进了点饮料矿泉水和啤酒，也依然卖不出去。

这些操心反而给了吴春红动力。“说实话，我看着是个人，实际上这里头感觉都空了。”吴春红指指自己的胸膛，“如果没有这些事儿，如果没有压力了，我心情一放松，我的身体是不是要像气球一样，一放气就垮了？”

吴春红开始为自己的晚年做打算。

当务之急是把老宅子好好修一修。他咨询了在工地干活的发小，将地基填高，需要买一万块钱的土。他打算，把旧宅修好了，就把父母从三弟家接到自己家，让妻子不再打工，回家伺候老人。

这些都弄好，“家”才算置办齐了。

吴春红不断提起，今年大年三十，吴家的人16年来第一次聚齐，拍了全家福。